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合肥解放军某医院,陶铸走完了人生最痛苦的43天。火葬场火化遗体,他成了一个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人
在陶铸到达合肥之前,西郊解放军某部医院的“秘密病房”已作了精心改装:一张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了一段,显得特别矮:电灯吊得几乎贴到天花板上,重新单独装了变压器,电压很低;北边墙的窗子外面钉上了几根木杆,把窗口挡死;窗子上拉了厚实的窗帘;病房门口走廊的一头被堵死,一直堵到顶上楼板;走廊外只有一道门进出,平常是封闭的,不轻易开,非监护人员一律不准进入。这样精心安排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安全”和“保密”,为防止病人“逃跑”、“自杀”、“行凶破坏”和“被打死”。
陶铸进入“秘密病房”后,每天24小时都有看守严密注视他的活动,进行“特级护理”。按照规定,看守人员不能随便与病人交谈,却要不厌其烦地写下病人的“动态日记”。……
陶铸到达合肥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召集医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对他“要坚持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
不是囚犯,却连囚犯都不如。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候,陶铸是不能出来放风的。“病房”里不见一丝太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
“铁屋如灰”。陶铸生命的最后43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中度过的。
到了10月下旬,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陶铸的病情明显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此时的他如再不作病情检查,就很快会饿死!
医护小组把病情反映到上面,结果勉强得到同意可以给陶铸作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0月23日深夜,万籁俱寂之际,监护人员走进了“秘密病房”,用担架把他抬到放射科进行胸透。检查证明,陶铸的病情已非常严重:肠子粘连,成为完全性肠梗阻。后来又经过请示,一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上边批准,决定给陶铸施行手术。
深夜,无影灯下,陶铸的腹腔被打开了,主刀的医生突然呆住了:陶铸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打开的腹腔又被缝合起来,连完全性肠梗阻治疗问题也没有能得到解决。相反,衰弱的陶铸因这一刀而流了更多的血,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死亡之神加速向他走近……
手术后,陶铸就一直处于肝昏迷状态。
11月30日22时15分,受尽冤屈和侮辱的陶铸告别了人世!
陶铸逝世的当天夜里,医护小组立即打电话报告了“中央”。第二天,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到合肥,在他们的“监督”下对陶铸的遗体进行了“热处理”。
有人提出让他的亲属来合肥料理丧事,遭到了专案人员的拒绝。
医护人员为陶铸穿上一件件“老衣”——最外面的是黑灰色大衣。在为陶铸找“老衣”时,他们打开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箱子,才发现里面几乎全部装的都是书,衣物只有少量的几件:米黄色的衬衣、丝棉衣、呢制服……有谁知道,这一件件衣物都是他来合肥时,曾志亲手一件件折叠好放进去的——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为陶铸准备的老衣呀!
12月1日,陶铸的遗体被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盖着抬上救护车,迎着哀号的寒风,奔向火葬场!
火葬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死者要火化。因而,火葬场除了留两名烧大炉的工人外,其余一概不参加这次火葬,两个烧炉工也不准接近遗体。跟来的几个人戴着大口罩,身着白衣服,忙着搬动遗体,谁也不说话。他们以“医护”名义出现,造成一片“烈性传染病”的恐怖气氛。
等到陶铸遗体投进炉膛20分钟后,专案人员估计不会出什么“差错”了,便立即驱车离开。
根据专案人员的“意见”,陶铸的骨灰被收进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火化单上签上了“斯亮”二字。这是他们盗用陶铸女儿的名字,来掩饰其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这个写着“王河”的骨灰盒,被弃在那无数普通的亡灵中间,从此一过九年。直到1976年“四人帮”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陶铸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陶铸虽然被迫害致死,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却永远不会在人民的心中泯灭……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