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照片事件”，陶铸夫人这样说：那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家领导人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就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这“换头术”事件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甚嚣尘上。
事态的发展，使得毛泽东不得不表态了。
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的讨论，没有下发任何文件，党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靠边站了。
已经失去自由、监禁在中南海的陶铸听到姚文元的文章，两眼发直，悲愤地说：“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1月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住处的房子里。同月20日左右，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四个警卫。到了3月，陶铸遭受的迫害进一步升级，原装在屋内的红电话机被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以防止陶铸自杀云云。
1967年9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彻底将陶铸抛了出来。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点”几个字单独抽出来，大做文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都赞颂毛泽东为“红太阳”，姚文元胡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他还把陶铸讲的精神生活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诬为“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陶铸在书中谈到文艺创作时讲：“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姚文元则栽赃说，“这是所谓写光明与黑暗‘并重’‘对半’反动理论的翻版”，是“暴露黑暗”论，如此等等。姚文元的广播对陶铸的精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这一夜，陶铸没合眼，在屋里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就是在这一夜他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1968年3月底，陶铸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管，警卫人员增加了，并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精神酷刑，让人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犹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处境。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不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这是陶铸血和泪的控诉，是火和钢的自白。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它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
批斗大会上，几个打手按住陶铸的脑袋，要他低头认罪。他不屈地反抗，拼命地扬起头
春去夏来，骄阳似火。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一伙的毒手伸了过来。8月，他们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几乎同时，在中南海内，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在批斗现场，江青一伙架起了摄影机，准备将来在全国放映。几个打手把陶铸的双手反剪，把他的脑袋使劲往下按，要他低头认罪，陶铸不屈地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正在这时，又上来几个人，围住陶铸对他一阵拳打脚踢，陶铸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自此以后，陶铸更显得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他的病情。拖到1969年元旦，陶铸病情继续发展，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医生看后，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了事。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在检查陶铸腹部时发现他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的包块，才将陶铸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后检查，发现他患的是胆囊癌，需要立即动手术。
陶铸又从302医院被转送到301医院外科。但他住的不是病房，而是牢笼：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面对死神的威胁，陶铸毫不畏惧，二话没说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手术以后，陶铸身体虽有好转，但时隔不久，病情再度恶化。进入9月下旬，癌细胞在陶铸的体内扩散，医生诊断后说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肉体上的疼痛使陶铸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他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精神上的冤屈又得不到申诉。但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活着。他并不怕死，但是自己一生清白，岂能蒙垢赴黄泉?“不，我不能死，不应该死!”在冥冥中，他无声地呐喊。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1969年10月15日，中办领导叫去了陶铸夫人曾志，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上面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8号。
当曾志回去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后，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16日，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与陶铸谈话，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陶铸并表示同意离开北京去合肥。
陶铸临行前，满怀深情地要曾志转告女儿陶斯亮：“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说完他又把自己写的《赠曾志》七律二首赠给了与他共同生活40余年的夫人：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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