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利益机制必须再造
和食品安全链条相比，医患之间的距离更近些。然而，这些面对面交流的人们无法同心协力。
医患的共同敌人是病魔，本应并肩战斗，但现在双方彼此对立，在医疗过程中不得不付出大量额外的成本：患者对病情毫无相关知识，只能依靠医生，可他们担心医生只考虑挣钱，总给患者开“大检查”、“大处方”，甚至不拿红包就不好好干活，于是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去看病；医生对患者本应全力以赴，但“医闹”“打人”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让他们在诊疗过程中宁可顾及程序正确而不愿承担“尽全力”带来的风险，“能争取做到10分的，做到8分就行”。
“假设一台肿瘤手术切除到10分最完美，但创面较大、风险也大，切除到8分算是合格，那么大多数医生会选择8分。”哈尔滨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医生李清晨告诉本报记者，医生给病人诊疗要权衡利弊风险，尽量保守形式，防止“合理而不合规”的现象发生。
他打比方说，如有患者面部多处受轻伤着急来诊，按医院规定，应由眼科大夫缝合眼部几针，再由耳鼻喉科大夫缝合耳鼻喉的几针，最后由口腔科大夫缝合口内几针。在正常的中国大医院里，病人若将这三科大夫聚齐，最快需要一个小时。如果由一名口腔科大夫“顺手”缝合所有伤口，只要10分钟这种“效率最优”、“全心全力为患者考虑”的情况看似和谐，可一旦发生纠纷，患者状告医院，医院输定了。
自保无过错，这几乎已是现在中国年轻医生都熟悉的“规则”，但上海一名儿科老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在他入行的年代几乎没有此类担心，那时候家长带着患儿半夜到医院，新婚的年轻医生也会从家里赶来，全力以赴，毫无怨言。
医疗行业为何人心不古？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告诉本报记者，医患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目前的医疗服务机制导致的。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群体，应是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人”，他们提供的是诊断和用药建议的服务，这个服务的价格应由市场供需决定。然而，现在医生服务费用“少得可怜”，他们从政府那儿拿少量的固定工资，其余按项目，如开检查、开药的数量来收费。这导致双方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患者看病越贵，医生拿钱越多。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则指出，目前各级政府给公立医院的钱，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是靠医院给自己发工资，“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然就要饿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最近更是直言，国际上仅有20%的药品经由医院卖出，而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
在刘国恩看来，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当价格机制使得双方利益冲突时，为各自考虑是本能动机。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仅靠倡导医生加强道德修养，加强素质文明建设，是不符合常识的。“你可能改变一个医生，但改变不了医生群体生存的根本机制。”
庄一强告诉本报记者，在美国和香港，病情是医生决定给患者用药的唯一标准，医生群体有合理、正当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个商学院学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时毕业，前者月收入1万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万港元，一些大牌医生的月薪可达到20万或30万港元。”在他看来，拿着这样的薪水，没有医生会在意病人递上来的红包，病人如果想通过给钱向医生“示好”，“根本给不起。”如果医生收红包或拿了药品回扣，医管局和廉政公署会介入调查，一旦证据确凿，医生将被吊销执照并全行业通报。“如果香港医生敢昧着良心干事，违法成本太高。”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医生、教师、科学家，是社会三个道德底线行业的从业者。作为医生本应救死扶伤，但现在一些人对他们的信任正在崩溃。为了防止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道德滑坡，新利益机制的再造刻不容缓。
道德背后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
著名的“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其经典案例是“囚徒困境”：两人一起偷窃，分开招供。双方都辩称无罪，则各判1年。双方都辩称有罪，则各判8年。一方招供一方抵赖，则招供者获益，抵赖者加刑。两个小偷为防止自己陷入最不利的境地，都会选择招供客观上带来对整体最不利的结果。
北大经济学者薛兆丰也乐于用这样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民众关心的职业伦理问题。他表示，人类群居都不得不面对4个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人与人之间不相信（信息不对称），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经济社会的各种安排现象，包括法律、道德，意识，习惯，都是为了让人类应付这四个约束，节省成本，更好地生存。因此很多既有的道德体系不是先验性地存在，而是人类为了生存进行长期选择的结果，最终目的，是节省人类整体存活的代价。
尽管道德有多重定义和解释，但在很多人眼里，道德多少意味着放下自己的事儿去帮助他人，扶老携幼在多数人眼中更是美德的一种。但今年发生的几件事，让人们感到了“寒心”：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车相继碾压，路人却没有对她施以援手；人们害怕“好心人被讹”而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在一些地方，老人摔倒之后努力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而求助。
“道德背后也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薛兆丰举例说，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会用各种形式甚至是法律鼓励救助，因为如果不知道帮助他人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人的本性是会迟疑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了可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的利益计算公式：“ Learned Hand Formula”成本小于意外的可能性乘以损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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