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抗
每天监控空气指数、研究空气污染论文、安装空气净化器、种植绿萝，或者干脆长途旅行……
郭松在实验室里着手研究PM2.5的同一年，贝志城开始往新买的房子里装空气净化器，这一举动当时被朋友嘲笑为“娇贵”。
但其实贝志城很早就对空气质量有所观察。20年前，他母亲每次从国外回北京的时候都会鼻炎发作。8年前，他夜里在北京的南山滑雪场还能看到银河，而如今他住在顺义晴天也只能看到零散的星星，“这说明PM2.5更糟了”。
和郭松这样完全放弃防护的“豪放派”不同，贝志城相信在灰霾大军包围之下依然有险可守，前提是用科技武装到牙齿。在这个大雾围城的冬天，原先嘲笑贝志城的朋友们也纷纷表示支撑不住的时候，贝先生开始大量阅读空气污染的研究论文，进一步升级了防护设备，他花了1万多元安装了新风系统，一口气买了7台空气净化器，分别放在家里、车里和办公室里。当PM2.5指数超过300，他就不再出门会朋友，取消健身运动，缩回网上，进入没有PM2.5的比特世界里。
抵抗派们从来相信有事可做，全职妈妈王越的思路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她的防守策略主要围绕她一个一岁半的儿子构建。每天早上，她从种着一棵160厘米高的绿萝的家中醒来，先带着家里的宠物狗到楼下散步，检验当天的空气质量，主要采用目测和鼻嗅，形成初步判断――通常来说，空气里总有一股子烟熏味，“有朋友从深圳来，一下飞机就问，北京在烧什么东西。”王越说。
回到家中，坐到吊兰和仙人掌旁，她开始上微博浏览郑渊洁、潘石屹和一毛不拔大师等人转达的空气信息，如果遇到好天气她就开着车带儿子到几公里外的公园里晒太阳，而“如果空气很差，大家在微博上就会热烈讨论起来，我就决定不出门”。
但即使缩在家里，何时通风何时关窗都有讲究。王越2010年底买了一台新笔记本电脑，三个月后，风扇就不断报警无法工作，拿到维修点拆开一看，一团由毛絮和灰尘组成的脏东西卡在其中。“那以后我就不敢随便开窗户，遇到灰霾天屋子里就用精油熏，加湿器开负离子档。”
一些民间的NGO环保组织也开始了行动，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招聘了一些志愿者开始自己监测PM2.5的数值，他们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市民，有的人像王越一样开始着手把家里改造成小型植物园，有的走的则是贝志城的科技路线。
更彻底的防守方法也许是撤出“战场”，王越考虑的是移民，但那既昂贵且遥远。大雾笼罩京城的几天，贝志城首先行动了，他决定离开北京外出旅游。由于首都机场航班起飞受到影响，12月6日贝志城先坐火车到杭州，计划再从那里转去目的地三亚。结果第二天他发现原订的国航飞机头天晚上根本没能从北京飞过来。
在经常性的四处旅游之后，贝志城依然要回到顺义的家中。“即使是移民也不是办法，”贝志城说，“外面空气再好，也只是别人的国家。我还是希望看着自己的国家一点点好起来。”
在众多逃出北京又最终回来的人群里面，美国人安雪峰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地球科学学者“再也受不了北京”已经三次。但他最终每次又回到北京，这一次他还利用周末的时间，在达尔问组织的讲座上和大家分享他的研究结果。
开场白的第一句就是：“今天的空气对北京来说还可以，但事实上很糟。”
2011 年12 月6 日，北京，一名男子骑自行车行驶在雾气笼罩的西长安街。 （南方周末记者 辛莱/图）
“过敏”
当PM2.5终于在公众视野中原形毕露，霾再一次在这个城市集结，一场浓雾，就像一次示威
“有人会酒精过敏，有人会花粉过敏，我的朋友们发明了个词是‘北京过敏’。”安雪峰说。有一次，他在洛杉矶，全美空气最差的城市，当天正好附近的森林发生火灾，“我查一查数值，空气污染指标放在北京依然可以达到优。”
事实上最早引发国内公众对PM2.5关注的正是这些“娇嫩”的外国人。美国大使馆从2008年春季起在东三环自家院内架起一台空气监测仪，每隔一小时在推特发布一次空气质量指数。
很长一段时间里，该数据仅在推特的小圈子里流传，直到2011年10月22日，地产商潘石屹在微博上转发了该国使馆的数据，在700多万粉丝的近5000次转发下，PM2.5的概念才在微博上迅速流传开来。
比这更早，2006年安雪峰就开始关注并着手研究北京空气污染，2008年他公布了一项调查，他发现：北京市政府关闭了当时两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监测站，将新的监测站设在六环以外。这样使得平均出来的污染数字减少，蓝天数增加。
但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辩解，从总量上来说北京的监测站从8个增加到了27个。
安雪峰又拿出了来自官方档案的证据：自1998年至2005年末，北京环保局计算每年蓝天数以及污染物年均浓度所使用的污染物每日平均浓度一直是基于7个监测站的监测结果。但到2006年，就不再使用前门和车公庄这两个污染最严重站点的数据，这两个点虽然仍有监测，却实质上相当于废弃了。同时，北京环保局增设了3个远离繁忙车道的新监测站点。2008年，官方从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剔除了这2个站点的数据，并在空气质量更好的郊区新设了3个监测点。
这项调查简单易行，全部依赖中国的公开信息，只是谁也没有留意，后来《科学》和《自然》杂志纷纷引用了安雪峰的文章。不过上一次他显然没有这么多把这事儿当真的听众。
时间接近年底，国内媒体终于针对北京的空气集中发言，像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精等专业名词一样，PM2.5这一次登上了大众的词汇学习表。毫不例外，当人们认识之时，这个“新事物”已经与我们一起亲密生活了很久。环保部日前表态：将很快把PM2.5纳入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中，并可能提出实行限定的标准。
12月13日傍晚，安雪峰，这个为PM2.5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努力过的老外，望着窗外华灯初上的二环路，解下口罩时的表情仍有些无奈。他说，在他去过的五十多个国家里，只有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空气跟北京差不多糟――那个地方靠近撒哈拉沙漠。
但每次逃走之后他又会纠结地回到北京。他被中国深深吸引，他喜欢到后海听流行音乐，骑自行车到郊区，或者是在鼓楼附近跑步，2006年他和一位中国女子相爱并结婚，从此就打算安家北京。他能说出很多热爱北京的理由，但当你问他最受不了北京什么的时候，答案总是同一个：“空气！”
说这话的时候，霾再次完成了在这个城市的集结，二环路已经若隐若现。此前一天的深夜，浓雾就悄然从城市的南边潜入，并迅速占领国贸三期第80层的天空，就像是一次示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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