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唐占一走进罗宾逊的办公室，就看见房间墙壁上的一块黑板，上面写着120多个苏联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专业。当时，美苏之间进行一对一的交换学者。跟中国则没法这样交流，因为中国的人选不是按人而是按学科门类来划分。
“听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怎么回事？”罗宾逊问。
“白宫要开始跟中国交流。”唐占答。
“多少人？”
“第一批，500个。”
“哦，黑板不够大，写不下。你明天再来讨论吧。”罗宾逊耸了耸肩告诉唐占。
次日，唐占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一番自我介绍后，他才知道坐着的10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有些部门，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甚至从未听闻。
唐占告诉他们：“白宫方面和总统本人，都决定开始跟中国交流学者。”这些人则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唐占回忆，根据这个范围，他们设计出一个表格，以后申请留美的中国人，都需要填写各自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等信息。
这样的研究范围限制沿用至今，并在当时让谈判陷入僵持。
接下来，李琦带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周培源则带队去考察美国的大学。
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文革”耽误10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访问哈佛大学时，校方派出的接待者是医学院院长。
“我们来的是科协主席、北大校长，是名望那么大的周培源周老。他们等于是派个二级学院的领导出来接见。我们觉得太不尊重我们了。”郭懿清回忆说。
会见过程中，周培源出来上厕所，看到会场外的郭懿清，便问：“小郭，礼品还送吗？”
“不送了。”郭懿清随口回答。
“对！不送了！”周培源说。
那期间，代表团成员讨论问题时，常常跑到院子里去，认为户外不可能被窃听。
在美国停留13天后，代表团终与美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这个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议定，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起到了美国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唐占后来了解到，那些曾在1974年前后给中国写信的美国教授，在5年以后终于收到了回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教授，谢谢您1974年来函要求交流，我们很想交流，但要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才能做，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郭懿清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
在与教育部外事局时任副局长胡守鑫熟悉之后，唐占问他：“胡先生，你们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50个人的？”
“我们抓人。”
“怎么抓？”
“我们开着面包车，到中关村的大学和研究所，走进办公室就问，你们这里谁又红又专又有英语基础？人被叫来后，我们问几个问题，挥挥手说，好，上车。经过几天思想教育，告诉他们这次到美国留学符合国家政策，然后就送到使馆来。”胡守鑫笑着说。
唐占对胡的话至今信以为真。以唐占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他有自己的判断：毕竟“文革”刚过，大家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之后，国家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被戴帽子。教育部需要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需要，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回来给国家做贡献。这样大家才会安心。
不过，在具体做选拔工作的郭懿清眼里，生前说话一直很幽默的胡守鑫，是在跟唐占开玩笑。实际上，这50个人是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严格选拔出来的。他们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唐占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很着急，“唐先生，请您马上到教育部来一趟。”
“有什么急事吗？”
“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唐占和郭懿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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