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模式和文化行为及文化形态，总是包括形而上的观念与形而下的具体表现，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中，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就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阶段，先是高度的封闭统一，后是“文革文化”的极度愚昧狂热，再是多元但脆弱混乱，始终伴随着新旧碰撞的动荡迷惘。而处在政治旋窝当中的丁玲就很难逃脱“社会政治悲剧”的结局。丁玲吃尽苦头、历尽劫难，重新回到文艺岗位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以超常的宽容与惊人的自省，重新对自己进行了审视定位，这是有目共睹的。
三
关于周扬与丁玲的关系，丁玲对女儿说过这样的话（见《原上草》第342页至344页）。丁玲说：“说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这里主要说我和周扬的关系，说我反对周扬，而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至于这后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对于周扬，我是拥护他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并没有反对他。历史上， ‘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的争论，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后。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泽东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在文化部办公，他并且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我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是一个机关，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我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总希望他多管创作、刊物和文研所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文化部那边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读作品，看文章。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以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天，北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毛主席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到了我们的家乡。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增强，有原则性，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也说了这样的话。（注：写此文时，我查阅了周扬1953.2.16日至丁玲信，信中写道：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反党联盟’‘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听到这里，我想到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青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现在看来，这段文字真实的记录了当时周扬与丁玲的关系，是真实可信的。然而遗憾是，至今没有发现在周扬的文章中见到过有关他与丁玲关系的文字。
四
周扬与丁玲之间为什么会鸿沟横亘，难以逾越，水火不相容呢？半个世纪的对峙，至死彼此互不原谅呢？周扬与丁玲……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程度的斗争，不同结局的命运，成为周扬一生极为重要的人生内容。
周扬与丁玲本应该是朋友，而不应该是对手，都是湖南人，都是毛泽东的同乡，毛泽东历来看重同乡、同族、同学之类的关系，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一个政党；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毛泽东赏识……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地合作过，相反却壁垒分明地成为两派，什么是他们两个结怨的原因呢？
丁玲与周扬，两个人不同的个性，注定他们无法走在一起。性格，这才是许多时候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整个进程。性格比理想、比政治、比纪律更为内在地决定着人的行为。
周扬与丁玲是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愿意成为人们环绕的中心，但所表现和所追求的方式却是不同的。对周扬特点的分析，即周扬更愿意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文人中间，也就是说，他个性决定着他许多时候许多场合的选择，而丁玲，尽管她也愿意为人们拥戴，但不是借助地位、权力，而是靠文学成就所形成的名作家、大作家效应。
丁玲作为女作家，具备了女性与文学家的双重特点。同时，她也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自豪。政治、文学在她那里以一种独特的结合，这是与周扬不同的丁玲，也是与众不同的丁玲，她乐于以文学的方式与人们见面，便把自己的文学兴趣与成就，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自己仰望着，也愿意别人怀着同样的心情仰望着。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每个时期，她都用新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且是不同于他人的存在。只有怀着这样的抱负，她才会在暮年仍然雄心不已，仍然充满当年锐气，把创办一个刊物，同自己的存在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来与周扬抗衡。
1948年周扬邀丁玲一起做文化领导工作，如果丁玲接受周扬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以往彼此之间的一切不愉快，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丁玲后来的命运会迥然不同，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
设想毕竟是设想。事实是丁玲没有放弃走自己的路，从而她与周扬的矛盾永远无法化解。而且，随着丁玲小说的巨大成功，随着丁玲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时的荣耀和辉煌，反倒使矛盾激化，而导致各自命运的曲折坎坷，以及由此而具备的历史嘲弄意味，恐怕是谁都始料不及的。正好说明丁玲是周扬的对立面，仍然没有淡忘与丁玲的隔阂。丁玲同样如此，她也始终没有淡忘与周扬的矛盾。
历史的积怨不再可能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一直延续着，一直折磨着他们，直到彼此生命的终结。我不知道，当生命即将结束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审视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情绪漩涡，会否在一种特定时刻停止旋转，可以以平静和宽容的心情环视周围，回望自己走过的漫长路程。
公正地说，对一些人认为“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的说法有失公允，陈明写《事实与传说》以此辩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完全是周扬的责任，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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