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丁玲回到北京后，在日记中仍然多次表现出对周扬的不满和反感，态度相当激烈。1月26日晚，丁玲写道，在“电视中见到周，依然昂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2月27日，“读着周的大文，仍然是空话大道理连篇”。
三是1979年5月9日下午，作为受害者的丁玲却出乎他人意料地拜访了曾经作为施害者的周扬。丁玲一行三人到了二楼周扬住的病房。丁玲说，前几天听说你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去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她又问了周扬的病情，表示慰问。
周扬说，在文革中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又说，夏衍的腿也被造反派打坏了，现在也在这个医院里治病，建议她顺便去看看。丁玲与周扬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就起身告辞了，周扬一直把他们送出走廊。丁玲到楼下去看夏衍，见他那儿人很多，只打了个招呼，互相握手问题一下，就告辞了。
丁玲主动去看周扬，这一大度的举动中所包含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外人是很难知道。不过，这大概与周扬此时对自己以往做法的反省、忏悔有关。 1979年3月，在《文艺报》座谈会上，周扬“讲到那场反右斗争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眼泪向受害的同志道歉”。也许丁玲以为他真的痛改前非了，因而想借这个机会去亲耳听听他的道歉，去听听他亲口告诉她，五十年代的事他做错了。只要这样，她和周扬在度尽劫波以后，也就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但是，丁玲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
作为受害者而主动去向周扬示好，这对要强、好胜的丁玲来 说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而周扬却没有向她做出相应的反应，这就不能不使她感到失望。
周扬晚年多次坦白地解剖自己，多次向包括冯雪峰、胡风等在内的受害者道歉，但对受害很深的丁玲却没有表示过歉意。直到1984年中央给丁玲的历史重新作出结论时，还持不同意见。因此，丁玲至死对他也不能原谅，是可以理解的。
周扬也是复杂的。他虽然在丁玲问题上仍然有“左”的一面，有失误的一面，但从总体上来看，他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所扮演的却是一个先锋的形象、一个不懈的探求者的形象。在文艺界，那几年周扬也是“那样如同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的以保护文艺新生一代为己任”。而丁玲对高扬思想解放大旗的周扬进行反驳，这样，她就把自己逼到了对立的一面。于是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机，对周扬进行了反击。
198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号召“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开展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等批评、斗争的消息。可以想见，“当差不多是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的时候，当她的对手周扬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于是，在这种背景的心境中，她迅速向媒体发表讲话，就“清污”问题公开表态。由于情绪激动，其中有不少夸大、偏激之处。这些不甚明智的举动，效果适得其反，损坏了丁玲自己。
在1984、1985年之交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周扬和丁玲的评价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366名作家联名给周扬写慰问信。而正是这个会上，丁玲却遭到了冷落。
二
如果说周扬的悲剧，是权力意志下被纠曲的悲剧，那么丁玲的悲剧是政治吞噬的悲剧。
丁玲是我国惟一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作家，早在三十年代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延安时代当选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中国文协副主席，任《文艺报》主编，建国以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文学》主编。这是各种丁玲传记中所附的丁玲年表。不难看出，丁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何其显赫、何其辉煌。我感受到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从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里，看出她是一个忠实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的作家。从她的抗争史中，她的创作生涯、她的坎坷人生，感受到她是一个未完成却受到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
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起到1955年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乃至后来文革中被投进秦城监狱，把她“流放”到北大荒多年。多次的政治运动都冲击了丁玲，给她带来了许多精神甚至肉体的磨难。在十年劫难中，长期受怀疑、受歧视，备受打击。纵观丁玲一生真可谓是一波三折。1942年在延安发表《三八节有感》是一个挫折，1955年至1957年是再次挫折，1979年返回北京，平反后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重新发表作品。因反自由化受到冷落，这是最后一个挫折。
在我感叹着丁玲的悲剧，又将书架上那套多卷本的《丁玲文集》翻读了一遍。丁玲早在1928年写成的《莎菲女士日记》一直被文学史家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流杰作，几乎成了后来检验、评说、衡量、评论她以后作品的标准或前提。这部极富女性主义色彩，引起众多争议的小说几乎陪伴她一生，使她成名，使她失意，使他靓丽，使她灰色，使她好评如潮，也使她谤言四起。《水》、《韦护》、《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形成了丁玲创作转型的标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是被标志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丰硕成果。平反复出后的《杜晚香》也显示出老一辈作家的宝刀未老。直到1986年3月4日病逝。活了八十二岁。作为一位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离开人世已经整整十六年了。据报载，丁玲的故乡湖南省常德市修建一座丁玲纪念馆。读着，由此而诱发了我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些思考，不妨从《百年百部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和《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两部书目中，开列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女作家名单（按出版时间为序）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林海音、杨绛，在“双百”名单之外还有冯沅君、苏青、林徽因、庐隐、白微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每位女作家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创作成果的不同，文化含量的不同及生命长短的不同一生的际遇是绝然不同的，即是女性作家的不幸而又是女性文学的幸事。将丁玲放到这串名单里来比较一下，不难看出，写出才气诗情喷发的《生死场》的萧红，与鲁迅先生曾有着父女般的关系，曾与萧军有着生死之恋而与端蕻木良的情感纠葛，写出《呼兰河传》、《马伯乐》。当大量的作家艺术家奔赴延安，萧红终没去成延安，而31岁客死香港。五四才女冯沅君20岁就写出《卷》一举成名，倍受鲁迅先生赞赏，30岁转入古典文学研究、教书一生，几乎被文学界遗忘。而世纪老人冰心，终身不入官场，以作家身份活着，以文坛老祖母慈祥的公众形像活成了一代大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活化石。而丁玲处于政治旋窝之中，先后“定性”为右和左，就很有典型的意味。尽管丁玲在延安整风，反右，文革中历次受到冲击，恰好提供了她频繁的亮像给公众，其间包括以《莎菲女士日记》开始成名，多年后又旧事重提受到批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讲话》发表后的硕果活标本，近年又被认作是红色文本的作俑者与女性文学毁灭者的教训，被指责为丁玲女性作家视野消失，被异化的典型。正反也好，左右也好，是非也好，故使她的声誉保持或上升。在稍事平和的时候，丁玲自己却又旧事重提，致使与沈从文的恩怨再一次成为一桩公案，丁玲一辈子总是搅在各种是非里面，但让人感觉生性好斗！客观地说，这是丁玲的不幸，也是丁玲时常被人提起的事因。
无论丁玲身为作家要革命，还是先说丁玲右，再说丁玲左。丁玲的悲剧就在于她一直被置于政治旋窝的中心没有找到一个充分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机会，创作被迫中断，艺术受到沾污，需要表达而不敢表达或无力表达，我们只能把这种情形叫做悲剧，事实上丁玲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丁玲逝世以后的十六年的今天，我们来深入地反思，并非没有意义。
将丁玲的悲剧归结为政治吞噬悲剧，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丁玲的不幸与苦难和当时的政治运动分不开，二是在真理与缪误 ，善与恶的斗争旋窝中，在自我被毁灭的过程显示出有价值的东西。丁玲的悲剧使联想起巴黎公社社员墙中的那位女神，那一道悲壮的景象。尽管人们总是习惯看到丁玲与周扬之间的恩怨，仅仅从现象上看到文人间的相争相斗 ，以为没有这样的情形，丁玲也许会永远平安无事，而事实上，凡与政治权力意志相左的人，不管是谁，丁玲被打成“丁陈冯反党集团”时，几乎令所有文化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不及，但党中央的一声令下，理解的要理解，不理解的要理解。尽管左联时期，鲁迅诗悼丁君，尽管丁玲是延安的宝贝，“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正是毛泽东题赠的诗，那又能怎么样。丁玲说过：“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毛泽东）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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