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之谜：当事人的回忆
但这样一位好干部为什么在“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就自杀了呢？这个问题应该述说清楚，否则就成了历史上的永久之谜。众所周知，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多，而影响最大、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胡乔木的说法。我不揣疏漏和冒昧，大着胆子就以胡乔木的说法为例谈谈此问题。
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晓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一些报刊不断选载和介绍，被称为是一部“评价公允”、“真实可信的优秀传记作品”。该书关于田家英之死的情况叙述如下（转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状的田家英（指在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的谈话时，田家英主张删去“《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词句――笔者注），早在1962年就被江青第一个戴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这次又得罪了江青，厄运终于降临。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来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布罪状，停职反省，逼迫其限时限刻搬出中南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丁晓平的书认为迫害田家英致死的首要责任人是江青，具体执行者是王力、戚本禹，他们到田家英家中，宣布田家英罪状，要他停职反省，逼他搬出中南海，他因忍受不了这种屈辱才自杀。当然，作者是沿用胡乔木的说法，但事情果真如胡乔木所说的这样吗？江青对田家英之死无疑有责任，不过我没掌握确实材料，没法具体说明；但说到直接导致这一悲剧的王力、戚本禹，他们对这件事情都有详尽的说明――若不因人废言，从“法律”上讲，也应该听听“被告”一方的意见。这里顺便说一下，胡乔木说王力、戚本禹1966年5月22日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准确，因为中央是1966年5月28日才发布通知宣告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
下面，先看看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中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
（一） 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检查以后，会上讨论对四个人的处理。罗瑞卿不在这个会上处理，由军委处理。大约是2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组（那时不叫专案组）处理彭、陆、杨、田（家英）的问题，总的组长是周恩来，下分四个分组，彭、陆、杨、田各一个分组。彭组由周恩来自己负责，陆组陈伯达负责，杨组康生负责，田组安子文负责。
（二）安子文分组的成员是我和戚本禹。 21日或22日，安子文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和戚本禹到他家里去，坐他的车到田家英家里，怎么谈事先没商量，是安子文一个人谈的，我和戚本禹都没说话。我认为安谈的还是相当缓和的，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安对田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这当然实际是撤职，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少奇、总理都不能决定。
（三）23 日继续开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毛主席让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戚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
（四）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田家英的夫人 ――编者注），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7月份江青回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
（五）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种污蔑和侮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再来看看戚本禹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戚本禹2002年写了《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一文，着重批驳“荒诞无稽的流言”。同时，该文也说明了田家英之死的情况：
（一）1966 年5月21（22？）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唯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
（二）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 “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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