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指针已指向6时30分，斯文决定穿上最休闲的便装，去见那个寻找了三个多月的她。
7时整，斯文在客村地铁站上盖面朝马路的一家快餐店外，先和阿欢碰头，两人相视一笑，表情都有些不自然。
“HI，是你们吗？”斯文尽量让自己语调平淡，希望开场白能自然流畅。
对面的两个女孩实在太普通。做中介的女孩很随意，素颜，简单将染过的卷发扎在脑后，一件格子衬衫、一条牛仔裙。另一个援交女孩则化着粗糙的妆，穿一条黑色连衣裙。
“外表普通，身材娇小，除了说话张扬外，几乎毫无特点，甚至显得有点土。”这是斯文的第一感觉。
接下来整整两个小时的交谈，才真正让她们觉得“不懂”。
“为什么出来做援交？”斯文小心翼翼提出了心中最大的疑惑。
“因为不想花父母的钱，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赚钱，花自己赚的钱。”做援交中介的女孩很认真地看着斯文的眼睛。
她们对于做援交似乎引以为傲。女孩甚至有点不屑地反问：“我真不明白，20多岁还用家里的钱，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斯文和阿欢面面相觑，然后，低头摆弄手里的吸管。
接下来的谈话更加露骨。
她们开始炫耀客人们对她们如何体贴，甚至包括床上的表现。
“她们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能忍到20岁还没有性行为。她们以为我们的世界和她们的一样，十来二十岁有性行为很正常。”阿欢说这话时带着有点颤抖的笑腔。阿欢觉得，尽管是同龄人，但彼此间似乎都不懂对方。
当天晚上，两个女孩彻夜未眠。她们不知道援交女孩究竟在想什么，是什么力量让援交女孩轻易地跨越了她们心里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援交女孩或许也很纠结，她们临走前，也扔下了自己的疑问：“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研，吃饱饭没事干吗？”
“这个女孩很傻，说什么她都信”
作为组长，斯文与援交女孩交往最密切。
虽然她仍然无法理解那个“世界”，但她觉得，这些女孩不坏，只是认识了“坏”朋友。
第二天，做中介的援交女孩又约斯文去玩，这次的地点在海珠区某城中村内，研究团队的成员都很担心。
前一天晚上，阿力帮斯文设好了快速拨号，还叮嘱斯文，每半小时就要给自己发条短信，汇报所在地点。
这一次见面，女孩明说了，“今天不谈援交。”斯文答应了，心想只要能看看她平日的生活环境，也能作为素材记录。
女孩带斯文去沐足，带斯文去见自己的朋友，当着斯文的面对朋友说，“这个女孩很傻的，说什么她都信。”斯文有点难受。
但随后女孩又告诉斯文，“我朋友让我别和你玩，说你是有目的的。但我不理，我认定你是朋友了。”女孩的“仗义”又让斯文很感动。
第三次，斯文送女孩坐车回老家，依依不舍。
10月30日，调研团队进行了答辩，正式结题。
虽然只有5个月，但和援交女孩面对面接触过后，阿力觉得这份调查报告可以做到用理性的视角调研援交现象，得出的结果也验证了他们事先设定的假设：社会对援交女孩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援交女孩对爱情、婚姻并不绝望。她们大多并没有心理问题，因物质需求做援交的占多数。
如今，她们只希望这份不算“专业”的调研报告能引起社会对援交女孩的关注，同时，也希望走到分岔路口前的女生们能更理性的选择。
廖冰兄基金的顾问冯世锋说，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文明的进步在于对待弱者的态度，社会的真实源自底层的声音”，援交女孩和成年性工作者不同，她们在身心上都未成熟，也属于社会中的“弱者”，我们希望社会能倾听她们的声音，审视公共价值观是否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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