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认为，问卷答案是胡说八道
斯文是个典型的“乖乖女”，重点中学毕业，她身边最“坏”的孩子都在干些什么，还是“听说”的。“听朋友说过，一些非重点学校的孩子比较叛逆，会迟到、会早恋”，最严重的“还有翻墙”。
她第一次在搜索引擎中敲下“援交”二字时，心里嘣嘣直跳，既害怕弹出的网页会太露骨，也害怕室友们误会。常常开着网页不到三分钟，就要关闭一次，左顾右盼。
她说，这是一个适应过程，到最后，她已经可以大胆地在宿舍里翻阅任何和援交有关的资料了。
寻找援交女孩其实并不费劲，但如何约她们出来则十分困难。没有经验的女孩们被骂了很多回。
开过小会，总结经验后，大家发现，应该先从援交女孩的网络日志入手，从日志中的内容，寻找她们的兴趣爱好，从而打开话题。
但援交女孩的日志总会让斯文看得面红耳赤，“她们很大胆，很多都记录了和客人交易的过程。”说起这话时，她仍有点儿难为情。
连续3个月，这个调研团队四处碰壁，没有成功约到一个援交女孩。
更让大家灰心的是，父母不理解。
斯文不敢告诉父母，只告诉了来广州玩的堂姐，谁知堂姐回家后就告诉了父母。当晚，斯文的妈妈打电话给女儿，一路叮嘱，“和这些女生接触时，一定要少说话”，“不要惹事，或者干脆不要接触更好”。
阿欢的父母反应更大，不给生活费，这样她就没法回广州。
一时之间，调研陷入困境。
其间，幸好她们自己设计的“对援交女孩的态度及认知度调查问卷”在网上渐渐累积人气。
200多个在校大学生、200多个社会人士，共400多人回答了问卷，尽管这距离她们“收集1000份问卷”的目标还有距离，但在当时已是一个不小的鼓励。
但问卷的另一部分进展则十分不顺。问卷结果需要整理给援交女孩看，让她们提出看法，但最终只有4名援交女孩愿意看这样一份问卷。“而且认同感不强，她们认为一些答案很荒唐，甚至是胡说八道。”
骂了24页，于是见面了
转机出现在9月中旬，一份长达24页的骂人聊天记录给这个团队带来了曙光。
被骂的人是调研小组的指导人阿力。
某个快下班的午后，阿力在援交网站上，找到了一名自称是研究生的援交女，这让他眼前一亮。
这名研究生，也成为此次调研中，学历最高的援交女。
“要价多少、在哪个城市、年龄多大了……”阿力习惯先用客人的身份和援交女孩联系，这样能先确定女孩的身份。
这样不会尴尬吗？
阿力一脸坦然地说，“不会啊！我就当做买东西。”他拿起身边的矿泉水，“就当买矿泉水，问问价钱还不行吗？”旁边的师妹偷偷地捂嘴笑。
但当阿力说出真实目的后，女孩连珠炮式的开骂，“×你妈”，“你他妈的”，除了恶毒的谩骂外，逻辑也很强，先质疑阿力的客人身份，再质疑学生身份。
整整30分钟里，阿力不断地道歉，在女孩再次敲来一个“滚”字时，阿力回过去一个“好”字，然后迅速关闭电脑逃离。
他把女生的聊天号码给了阿欢，想着女孩的身份可能更好突破。但第二天，女孩把阿欢也臭骂一顿，然后拉黑。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女孩的头像突然闪了，“在吗？你们那个调研团队究竟想干嘛？”这样一句话，让阿力在电脑前使劲拍掌，“有戏有戏！”果然如阿力所料，女孩愿意出来和他见面。
事后，女孩告诉阿力，她愿意见面的原因很简单，她觉得阿力很老实，怎么骂都不还口。
9月17日晚上7时，阿力和女孩约在一家上档次的日本料理店见面。女孩长发披肩，乖巧斯文，“没办法想象这样一个女孩会是做援交的。”
那一晚，女孩对阿力说了很多。
女孩家住北京郊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做援交既为赚钱完成硕士学业，也用来支持弟妹读书。还有更现实的理由，身边的同学出来工作了、赚钱了，自己希望见面时也能体面点。
为了不让北京的家人发现，女孩打算明年开始在广州租个房子，每个月回来15天左右，专门做援交。
阿力还知道，女孩的脾气很不好，经常被客人投诉。
阿力说，女孩其实很寂寞，很想找个人聊天。他记住了女孩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不欠你的。”
20多岁还用家里的钱，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这个研究团队的幸运还不止于此，同一时间，斯文和阿欢也成功约到了两个援交女孩。其中一个还是中介，正好符合她们的调研要求。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不到1小时，斯文站在女生宿舍的衣柜前纠结，“短袖T恤搭配牛仔裙会不会太幼稚呢？”“还是穿长袖白色衬衫搭配牛仔裤呢？”反复试过几套衣服后，还是没有满意的“成熟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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