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
“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
在镇上买房子后，他还为自己专门设了一个书房，不过现在很少进去。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 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
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
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梁鸿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社会转型，难道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她说。
学校与猪场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玻璃珠。院子里没有阳光，他却玩得满头大汗。
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
“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挣脱梁鸿的手，继续玩他的玻璃珠。芝婶看一眼，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
这让梁鸿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也放在这样的环境，谁知道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
2008年暑期，她带儿子给母亲上过坟后，就让儿子长住在城里的妹妹家中，自己则住在村里的哥哥家。有一天，她早早回到妹妹家。儿子仍在睡觉，她就躺在儿子身边。儿子醒来后，叫了声“妈妈”，眼里一下子满是泪水。梁鸿紧紧搂住孩子，感觉很心酸。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得走将近一小时。芝婶腰常常疼，3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照看孙子，平日里吃住在女儿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两天。
“农村谁家不指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孩子有出息，大人出去脸上也有光。你看你爸，有你们姊妹给他长脸，活得多风光。”芝婶对梁鸿说。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
“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推开门，猪就嗷嗷地叫起来。前几年，这里做过猪场。
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
1984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后来，纪念碑被猪场的承包人垫在猪槽下面。猪场撤了后，看门人兴哥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里当石桌用。一听梁鸿要看纪念碑，他赶紧找来一块抹布，用水蘸湿，擦拭起来。初冬寒气逼人，但他坚持擦了两遍。
这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上写着：
“为了开发智力，振兴中华，梁庄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集资办学，修建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三万一千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对梁庄村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后代的兴学义举，特树碑表彰，永纪念。”
后来，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老师大都清退，公办老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
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梁庄很早就注重小孩教育，现在都成啥样了?看着就让人生气。”梁光正忿忿地说。
在“文革”武斗刚开始时，梁光正曾被批斗过。一天上午，村里组织人批斗他。找到他时，他正在学校的工地上干活。
“梁光正，该批斗你了，跟我回去吧。”来人喊道。
“没看到我正在修学校?下午再说吧。”梁光正回答。
来人说了声“好吧”，转身离开。直到下午，梁光正才去接受群众批斗。
“政治挂帅的年代，教育都不敢放松。现在经济这么好，学校却关门了。以后的孩子们该怎么办?”老人叹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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