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村庄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村子就在公路边，新房沿路而建，逐渐与镇子相接。宽阔的柏油路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但它们大都和梁庄没有关系。
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村里有一家正在盖新房。一问才知道，这家人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但是房子还是要盖，不然“没面子”。
“盖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又不是没地方住。”梁鸿的父亲梁光正嘟囔道，“就知道好面子，一点也不实际。”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梁鸿把这称为“黑色淤流”。
她小的时候，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冒出来，随风摇曳。莲子成熟后，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偷偷地手拉手，连成一串，到水中采莲子。“咬一口，满嘴清香。”她回忆得笑出声来。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当时，芝婶的小孙子在家，年纪与梁鸿的儿子相仿。两个小孩子很快熟稔，一起玩起来。玩着玩着，他们来到坑塘边上。梁鸿跑过去一把拉住儿子，说“脏”，不让他下去。孩子哭了。芝婶看梁鸿一眼，什么也没说。
“至今我还记得芝婶那诧异的眼神。”梁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到后来，梁鸿不再阻拦，任由孩子疯玩。儿子真还喜欢上了泥土。盛夏的中午，他在太阳下晒着玩土，说什么都不愿意进屋。两个月下来，他变得黝黑结实。这着实让梁鸿高兴了一阵。
梁鸿曾问过芝婶，坑塘这么脏，为什么没人治理?芝婶回答说：“村里都是这样。人都不在家，谁还管坑塘?”
芝婶算是村里的“贵族”。他的丈夫是村会计，丈夫的哥哥曾在一个县城做过正处级干部。她有一儿一女，儿子两口子在外地干活，女儿在镇上上班。大孙子跟着他的姑姑在镇上读小学。平时，16间房子只有老两口住。家里摆着一排硬木沙发，但除了常坐的两三个位置外，其余的都蒙着灰尘，用手一抹，就能留下一道指印。
孙子很小就由芝婶养着。儿子又有了小孩，想把小的留给她，把大的带走。但是孙子坚决不走，芝婶腰老疼，也不想带更小的孩子。“有时候孙子也想妈妈。可是他们在外不容易，那有啥门子?”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的话。
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可问过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
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
种地与打工
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
“小孩上学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要钱，娶媳妇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钱，看病要钱，养老人要钱。活人要钱，死人还要钱。不挣钱咋整?”一个村民曾对梁鸿说。
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庄人均耕地不足8分。
“种地就这点收入，不出去打工咋活?连孩子的费用都挣不来。”这名村干部说，“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可化肥种子等全部涨价，有的都翻了一番，就粮食价格没见涨过。”
和别的村庄一样，梁庄也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1953年开始，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大部分卖给国家，农民忙活一年，肚子还未必能填饱。1960年，梁姓家族中“饿死六七十人”。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但是“税负很重”。
老支书梁兴隆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税负数字。上世纪80年代，梁庄的税负平均为一亩地一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到了90年代，农民除交农业税外，还要上交“三提五统”，税负达到亩产值的“一半左右”。
梁庄的耕地曾在1995年前后进行过大调整，因为“税负太重”，很多人不要耕地，不少地撂荒。镇政府逼着要钱，村里只好将应缴纳的税负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一亩地折合200块钱”。
“收税的时候，村子里人心惶惶。谁家交不了钱，乡干部就和村干部一起去要，有时还带上警察。有的人家全家跑了，有的人家只好东凑西凑交钱。听说有的地方逼死过人命。”梁兴隆说。
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梁鸿知道，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
她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车站倒过票，在苗圃干过活。忙活了几年，也没挣下钱。后来他回到当地学医，学成后在镇子里开了一间诊所。近来，他在镇上买了一栋大房子，正张罗着开旅馆。
“在外面打工，吃不好睡不好，还得处处提防被遣送回去。”梁毅志说。
打工期间，他“受尽歧视”。有一次，他想寄信，就问一个老人邮局怎么走。那个人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我当时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回想起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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