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泪
时隔两年之久，许佩佩仍难忘记2009年12月那个晚上带给她的终生恐惧。
当时还在上高三的她和朋友肖淑芳到天王歌厅去唱歌，在包厢遇到了“大更良”。他向服务生要了瓶奶茶，许佩佩喝完之后，感觉“不知怎么回事，头晕得不行，腿有点抖”。
醒来时，许佩佩发现自己衣衫不整地躺在一辆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她意识到自己被强奸了。
据受害人许佩佩回忆：当时，孔得红还威胁她“公安局里有我的人，告了也不管用。学校也有我的人，我让你在学校呆不下去。公安局去了你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我强奸了你，还是你引诱了我呢？你不要告我，告的话就对你家人不客气。”
惊恐中的许佩佩还听到孔得红说：“你以后就是我的女人了，不许跟别的男人有来往。”
事后，许佩佩才明白过来，这是朋友肖淑芬和孔得红合伙设下的一个骗局。她怀疑当时喝的奶茶里被下了迷药。此后，许佩佩和肖淑芬反目成仇，再无交往。
“我非常恨她。你已经这样了，怎么能把我也拉下水呢。”擦干眼泪，许佩佩冷静地说。
“我当时想，抓住了又能怎么样，我顾及自己的名声，怕闹得满城风雨。”她哭着说。此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许佩佩再也没能摆脱控制。其间，她怀孕两次，两次都做了药流手术。第二次做手术时，她发现自己染上了严重的性病。医生告诉她，此病极易复发，难以完全治愈。
一度，许佩佩想到了死，几次差点在黄河边轻生。
对这些正处花季的女中学生来说，被“大更良”盯上，无异是一场人生噩梦。时至今日，王丹仍成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生怕家里人知道，知道就完蛋了”。
王丹向记者回忆，当时还在上初中的她和另一个女生起了冲突。该女生立即打电话叫来了孔得红。不一会儿，孔得红带着一群年轻小伙子来了，威胁她“以后不要再惹事”。
2009年夏天，辍学不久的王丹在天王慢摇吧再次遇到孔得红。
“妹子，你在这做什么呢？咱们去玩儿。”
“我不走。”
“跟我走就行了。”
……
随后，王丹被拉到附近的一家酒店。
“到我房子里喧一会儿。”（当地方言，指聊天。――记者注）
“我要回家。”
“你放心，一会儿我就送你回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王丹跟孔得红上了楼，后遭到强奸。
“我反抗了。我先是哭喊，后来又踢了他一脚。但他力量太大，最后我还是被强暴了。”王丹说。
少女劫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一般情况下，孔得红在强奸女孩子后，经常会用给生活费、请吃饭、送手机等“小恩小惠”的方式笼络这些女生。“关系”巩固后，孔得红要求其中一些女生为其物色新的女中学生认识，并设圈套拖女学生下水。
在受害女生刘蓉看来，孔得红之所以会选择学生下手，是因为“学生脑子比较简单，可以轻易骗到手”。
“女孩子都爱虚荣，被人欺负了，就贴上去了。”刘蓉说。有的受害女生遭强奸后，产生厌学、辍学的念头，甚至有人自暴自弃。
“我真的想不通这一点，这些青少年是非观念、法制观念（怎么）这么淡薄。”中共永靖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曾祥林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采访中，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受访的几名受害女生都多少与父母关系较为疏远。其中一名女生的父母长期在外地，跟女儿的沟通基本靠电话，一年中很少有时间能在一起。其余两名受害女生的父母对发生在女儿身上的悲剧，竟毫不知情。
“孩子在干什么，压根儿不知道。”刘香莲说。不久，还在读初三的女儿陈冠兰突然向父母提出“不想念书了”。刘香莲当时并没有多想，“供也供不下去了，也就没格外强求”。
刘香莲发现，从今年开始，女儿突然开始学画眉毛、化妆，嚷嚷着买新衣服。这位母亲现在后悔不迭，当初没有注意到女儿身上的这些变化，最终酿成这场人生悲剧。本报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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