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佃农”
侯志强怀念2001年农业税免除之前交7公斤“公粮”的日子， “当时国家是记得我们的啊。”
家里耕种着近50亩土地，再也没有饿肚子的恐惧。这是侯志强脸上总有笑容的原因。
1959年，侯志强的养父因生计投靠住在开远市石洞村的妹妹，当时只有10岁的他也跟随养父来到开远。不久后，全家就加入了石洞的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劳动，在食堂里吃饭。相比于之前生活过的屏边县来说，还是小孩子的他觉得开远好多了，“可以多吃一碗饭”。
歧视是在公社年尾分粮食的时候意识到的。侯志强发现自己只分得了“几捧玉米籽”，而跟他年纪相仿的当地社员却可以分得一蛇皮袋。他去找大队的干部才知道，当地青壮的男社员干一天活记“一个工”，而他由于是外来人员，只记“六分工”。
他想到这里毕竟不会太饿，就不再计较了。而且，大队里面有大会也会叫上他去参加，他觉得自己得到了接纳。结婚后，家里连续添了小孩，情况变得糟糕起来。1976年，侯志强一双儿女“抽筋”死了，因为营养不良的原因。
“三岁的儿子和三个月大的女儿，同一天死的。”说完老人顿了一下，喉骨陡然收紧，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久远的悲伤被记忆捕捉，突然爬上密布皱纹的嘴角。
1977年，开远等地开始清查人口，侯志强和不少自发移民被强令搬回屏边居住。他不想走，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把他的茅草房扒开了。侯志强与9户人家结伴，背着大铁锅和碗筷回到了屏边，“那是全部的家当”。
在屏边住了三年，1980年实在生存不下的他又回到了开远。他说在路上吃野菜充饥，就是为了到开远。是年，他来到了马头坡，和陆续到来的人们在这山坡上生息。
当时，马头坡所在的三台铺已经“土地下户”了，侯志强这些新来者必须要租种当地农民的土地。“租一亩开始给户主30斤左右的玉米，后来就是给钱。”当时不少村民都自嘲是“交租子的佃户”，心里都忍不住地乐，他们还开垦了大量的荒山，村民间常为争土地吵得不可开交。马土坡进入了一个最为有生气的时间。
“时代毕竟在变啊！”这是马头坡老人们最爱感叹的一句话，山下的城市出现了工厂，人们透过远行的人了解到“广东”是一个极为繁华、遍地金钱的地方。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原有的宁静平衡逐渐瓦解了。但马头坡人很快地发现，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他们去昆明想坐火车到外面，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作罢。
渐渐地，村民沮丧地发现他们住的村子也比邻近的地方“差远啦”，没有学校、没有公路、没有水窖、没有电、没有合作医疗、也没有种地的补贴，而周边的三台铺、德果、老邓耳、石岗等村庄都有了。惠农政策给这些有建制的村落带来了好处，诸多扶助还滋润到每一个农民的头上。
甚至村民有了余钱也不能存到信用合作社。前几年，村里一户人家的茅草房失火，烧掉了十数年积攒的数千元钱，看着一切化为乌有，一家人只能坐在一起嚎啕大哭。
马头坡被遗忘了，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组织”。
在吃饱饭后，户口却扼住了马头坡村的咽喉。侯志强和其他父母们因为给子女“跑户口”，每年都要去好几趟户籍部门，但这么多年都是无功而返。他们不明白就是往电脑里“输一段号码”的事情，为什么就这么难？跑来跑去，这些老实的农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后来户籍警总是跟他们说“你们也没户口，子女办不了”。
岁数上去了，侯志强心里空落落的，越来越怀念2001年农业税免除之前的日子。在那之前，村里每个人都要上交7公斤的“公粮”，每户还必须缴纳4元钱的“优待抚恤费”以及10元左右的“教育附加费”。政府的工作人员会收起这些钱款，并登记每户的缴纳额度。在当时，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都仅有数百元，缴纳这些费用并不轻松。
“当时国家是记得我们的啊。”老汉的语气中有些委屈。
没有年轮的村庄
现任“村长”是村里百余户家庭的户主用玉米籽“投票”产生的。
问到女儿的出生年月，眼前的李绍林想慌了神。46岁他的拥有9个孩子，他只记得女儿李美珍大约在10岁左右。
他住在侯志强家旁边，因为两家都有九个儿女，被村人看成是“多福”之家。但事实上，李绍林的家就只是一间低矮的石棉瓦房，墙壁是用竹子和木板编成的，目前他与妻子和六个2到13岁的孩子住在一起，“下雨就会飘到屋中”。
像李绍林这样记不住孩子出生年月的人很多，甚至很多年轻人都说不清自己是哪一年结婚的。老人们笑着说，记得那么清楚有什么用，只要记得“和村长的二娃娃是一年的”，就可以啦！
多数的家庭都没有电视机，村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会议，或者政策宣讲。在这个离开远城十五分钟路程的山村里，时间已经变得不再敏感。
甚至，马土坡上人家的墙壁也显得“干净”，没有标语，道路上也没有横幅。当然，村里有4户人家都还住在茅草房里，斑驳的泥土墙壁根本画不上油漆。由于是“黑人黑户”，无法管理，超生成为普遍现象，几乎家家的孩子都有四个以上。今年大旱，李绍林耕种的数十亩土地仅能收获4吨玉米，虽不用纳税，但交完租金，粮食也剩下不多，需要养活9个孩子的他也不知道明年怎么过。
“村里不能这么下去了！”有着初中文化的杨有林意识到如果没有教育的话，马头坡就彻底完蛋了。1991年，全村的村民用黄泥土筑起墙壁盖了一间房子作为村里的小学，杨有林就成了村里的第一个老师。侯志强把儿子杨春明送到了学校，他后来成为马头坡上的第一个中专生。
当时，马头坡村民借着帮助林业部门看护山林讲条件，由当地林业部门出钱购买学生的课本。而作为老师杨有林的酬劳则是不论家里有几个孩子，每户每年给他二十斤玉米和半斤煤油。第一届学生容纳了村里6岁到14岁的孩子，总计有五十多人，附近村庄不少“黑户”也把孩子送到了这里。
另一方面，村里关于土地纠纷也越来越多，村民想要选出一个“村长”方便调解矛盾，另外帮助村民争取“政策”。现任“村长”刘忠祥是2007年7月31日，村里百余户家庭的户主用玉米籽“投票“产生的。当时他获得的玉米籽最多，就成为了新一任“村长”。
刘忠祥说马头坡的“村长”都是“只管事，不收钱”的，他不接收上级村委会的薪水，也不从向村民收取辛苦费。在前任“村长”的争取下，2004年村里面通了电，但用电价却是每度0.55元，而一般农村用电每度仅0.402元，另外每户还得给村里电工每月1元的补贴。村民还自己动手修起了水塘。
但这种改变还是非常缓慢，村民们微薄的力量根本无法跟得上其他附近村庄的步伐。由于户口问题，杨有林发现绝大部分学生读完村小之后，就辍学回家了，上到初中的几乎没有，在任教8年后，村小解散了。由于没有自来水系统，村民目前的生活用水都必须从城里购买拉回坡上，一桶1.5元。
“村里要推广经济作物也会发种子给马头坡的住户，但效果不大。”三台铺村委会主任熊正义介绍说，村里也会尽量帮助这些“黑户”解决子女上学的问题，但在力量上仍然捉襟见肘。
2010年，马头坡所在的三台铺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400元左右，而马头坡村民中不少家庭的总收入还不足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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