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变乱最可哀

　　政治文化难改观

　　中国与欧洲的最大不同，恰恰在于它们的历史传统互异。除了春秋、战国或魏晋南北朝中十六国阶段，不论汉人统治还是非汉人统治时期，中国基本上都是大一统的局面。皇权至高无上，它的统治，通过官僚、税收、警察和军队，遍及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战或制衡皇帝的权力。这样一种天下观并且形成为一种文化观念，深入人心，即使到辛亥革命以后，皇权不复存在，国家事实上已经分裂，大一统的天下观却并未改变。

　　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后，特别是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也曾经出现过足以形成民主政治的客观条件。如果不是苏联势力的介入和孙中山国民党坚持武力统一与一党独裁的革命方式，中国完全可能走上“联省自治”，亦即美国式的“联邦制”共和国的道路。

　　这样的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共和民主政治不仅需要力量均势，而且需要克服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做不到。辛亥革命后，包括袁世凯去世后，各方依旧互不相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放不下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观。掌权的北洋集团，包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仅互争正统，而且都不接受地方分治的可能，结果只能靠战争或革命来争正统地位，也就只能着眼于恢复具有独裁性质的大一统政治了。

　　中国之所以难走民主政治之路，还因为中国人缺乏契约文化传统和信用精神。在欧洲的历史上，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协议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论谁吃亏，谁占便宜，签了就得认账。只要协议各方不重签或共同宣告废弃，哪怕是后代子孙，也还要受协议的约束。中国的情况却全然不同。

　　熟悉辛亥革命历史的读者都清楚，辛亥革命成功后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契约，就是1912年3月11日颁布实施的，史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无论制定该法的孙中山，还是承诺遵守该法的袁世凯，没有谁是真心想要实行该法规定的条款的。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中国商业文化气息淡薄，缺少信用意识和精神有关。中国人道统至上，妥协往往被视为退让，被引为耻辱。因此，通过妥协来取得利益上的交换不仅不足取，还极易受到非议。从道统、义理的观念出发，是君子不仅应舍利取义，而且应该敢舍小义而取大义。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对道德、信用并不看重，视其为小利小义，他们更习惯于把目的看成一切，相信操之在我才有正义，只有在实力不足时才会同意妥协谈判。并且他们从来都只是把谈判或协议看成是一种斗争的策略手段，会暗自提醒自己要以屈求伸、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故力量对比一旦转化，他们马上会翻云覆雨，不仅视妥协契约为屈辱，弃如敝屣，而且必欲夺回历史上因妥协而“损失”的利益。

　　由此可知，孙中山当临时总统，就通过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总统可总揽一切权力;他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就马上另订约法，限制总统权力;袁世凯取得大位后，不仅处处不照约法行事，而且很快通过新约法等，全面改行总统制，大家一切从利己的目的出发，实非偶然。

　　查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史，各派人物几乎无不如此行事。表面上也进行过各种谈判，签订过这样或那样的约法、宪法、条约或协定，实际上大家都是各怀暗胎，损人自益，鲜有人会信守承诺。这些白纸黑字的文件最后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撕毁破坏。因为任谁都相信，义理在自己一边，其他都只是方法问题。中国当年共和民主建立不起来，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形不成信用契约关系，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上的无信用，损人利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能简单地责怪那些政治家们，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折射。

　　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小农经济的文化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私、短视。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文化意识的一种典型写照。传统中国用来维系小农社会和谐与秩序的，是宗族血缘关系、道德伦理、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中国人虽多无宗教信仰，但社会秩序有儒教的纲常礼法捆着，人际关系有儒教的礼仪民俗管着，纵使不识字者，也讲尊卑，守本分，敬鬼神，怕报应;旦能读书，从幼童起就得学修身、齐家之说。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多数国小还必须上修身课。上千年来，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是由最熟悉且最需要遵从这一切礼俗规矩的士绅阶层管理和维系着的。他们从非官方的宗族组织的角度，与代表着官方的保甲长，共同承担着劝善惩恶，教化村民的作用。换言之，人性可善可恶，中国小农文化中自私特性可能导致的种种恶果，千百年来被层层叠叠的礼法民俗禁锢在魔盒里。此中固生出种种压抑，盖亦有其不得不然者也。

　　不过，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注定要打破传统的社会统制形式。而最早破坏这一切的并不是辛亥革命，却是清末新政。其兴西学，遣留学，废科举，改官制，办实业等等措施，从20世纪初年就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学而优则仕”不可能了，有能力的士绅和青年纷纷转去城市或出洋留学，农村人才渐渐干枯，人口素质大幅下降。逐渐地，即使像江浙这样农村基层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里，很多保甲长连学都没有上过，土豪劣绅越来越多。再加民国年间战争不断，政府军队横征暴敛，许多地方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共产党武装夺权，打土豪夺田地，自然顺理成章地成就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穷苦的民众，但也释放了人们的私欲。韩丁在《翻身》一书中记述的部分农民解除了血缘、道德等等束缚之后，为追逐财富，不畏鬼神、泯灭亲情的狂热场景，令人过目难忘。当年，许多农民为分得财产，不惜与同村亲友撕破脸;因为不满足于本村富裕户财物太少，农民们不仅成千上万地涌到县城，包括到大城市里去抢夺地主在城里的店铺、工厂乃至房屋，甚至到处拆毁寺庙，破坏神像，掘人祖坟，扒骨扬灰，只为多找到一点儿意外之财。改革开放后屡禁不止的盗墓潮和坑亲杀熟以取财的求财狂热，恐怕都可以从早年历史运动中找到它原来的影子。

　　俄国人口比例中农民的比例要比中国人口中农民的比例小得多。但当年的列宁同样也要面对大量自私自利的农民兄弟。他的觉悟似乎要早许多。革命一成功，他就注意到俄国小私有者意识可能带来的阻碍和危害。他很清楚观念的改变需要有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做基础，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他相信，抑制私欲，只能让国人重新“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政治革命，推倒一个政权，另建一个政权就可完成。社会革命则大不同。破旧易，立新难。人们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传统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列宁所重视的公共行为规则被破除，人们生存、交往、思维的环境条件和习惯模式却无法根本替换。樊篱尽毁后，得到释放的私欲就烧不尽，且吹又生了。没有哪一个社会真能按照执政者主观设计出来的所谓新道德和新文明迈上历史新台阶。

　　尤为甚者，在中国，把国人从过去对祖宗、对鬼神的敬畏观和讲尊卑、守本分的礼俗观中解放出来，反而使原本就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行为处事，不是变得更为“集体”，而是更加自我。从小所受到的“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意识教育和现实熏陶，磨灭了国人原本就所剩不多的道德心、同情心、仁爱心，乃至于羞耻心，却释放了原来被限制在魔盒里的动物本性。一旦市场化大潮席卷而来，人人被抛进适者生存的竞争急流中来，社会道德恶化，私欲膨胀，贪腐盛行，难免会愈演愈烈并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作者：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