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到底如何看中国人?

　　艰难融合

　　刚到澳洲时豫墨夫妇非常不适应。“在墨尔本的街上经常看不到人影。澳洲人不是在家里，就是在他们的车里。”豫墨调侃说。

　　跟北京非常不一样，澳洲公司的工作很清闲，朝九晚五几乎不会有任何加班。苏婉则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夫妻俩渐渐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寂寞。

　　直到苏婉在当地一个华人网站上找到了一个“爬山帮”，夫妇俩的生活才丰富起来。假日里跟爬山帮一起旅行、聚餐为豫墨的生活增色不少。

　　然而，虽然交到了不少华人朋友，但与当地人交往却并不那么容易。“我们买的房子算是高级社区，邻居们都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所以对我们都很客气，跟做生意的中国人相比，他们更喜欢像我这样的白领。”豫墨说。

　　豫墨夫妇对邻里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非常注意。刚搬进新家时，豫墨夫妇给社区的每一家都送了张卡问候，有几个邻居也回了卡片，介绍了自己。

　　2009年圣诞节他们还特地给每位邻居都送了礼物。但大家却都是点头之交。“只有一家华人邻居交往比较多，串串门子。澳洲人的方式往往是君子之交，会刻意跟别人保持距离，更何况我们是外国人。”苏婉叹道，“以前在北京时动不动就能找到一大帮朋友去欢聚，而在这里不可能宵夜，更不可能K歌。”

　　在公司里，豫墨也与同事们保持着君子之交。每次午餐时，当其他的澳洲同事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时，豫墨都会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沉默地吃饭。“其实并不是他们有意排斥我，也不是语言障碍，而是文化的障碍，当他们在讨论一些人物、地方或者特定的词汇时，我都不明白那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突然会心地哈哈大笑。”豫墨说。

　　尽管失去了很多乐趣，但豫墨夫妇在澳洲生活的信心却依然坚定。

　　“我们仍然在努力跟当地融合，让我们高兴的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女儿安安，以后可以完全融入澳洲的文化。”豫墨说。

　　田思涛：大国的农民也骄傲

　　也许基于安全的原因，缅甸当局还要求他们尽力减少与当地人民的交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山东潍坊报道

　　“中秋节了，过来买点猪肉、鸡肉，还有米酒、啤酒，回去和兄弟们好好喝几杯，好好过个节！”一早安排好工人们的活计后，田思涛跨上了摩托车。用了一个小时，他现身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市中心，并从那里选购了一些过节的食物。

　　今年9月11日，田思涛刚刚乘飞机赶到缅甸曼德勒市，在那里又承包了600亩土地种西瓜。“这几天正好有雨水，我已经安排工人们进行犁地和平整地的活计，估计25号开播下种，只要雨水好，今年肯定也是好收成。”

　　田思涛今年38岁，在33岁之前他都是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的一个普通瓜农。然而5年前从缅甸曼德拉包地种西瓜开始，他变成了潍坊和缅甸曼德勒的两地瓜农，收入也从原来每年几万十几万到现在的几十万甚至一两百万，“他们知道我们中国是个崛起的大国，我们能够带来消费，拉动他们的经济，包括政府和人民都非常欢迎我们。”

　　600亩瓜地和100个工人

　　9月22日恰逢中秋节，本刊记者拨打过去的电话正好将田思涛“抓个正着”。

　　“平时忙得不行，正好节日过来买些东西，否则你打这个电话还真找不到我，”田思涛说，缅甸相对国内比较落后，通信不太方便。他从国内带过去的电脑也无法上网，只能玩玩小游戏。

　　田思涛租种这里的600亩耕地将全部用来种植西瓜，一直到明年2月份缅甸秋季来临，他卖完西瓜后才回到山东老家。

　　山东省昌乐西瓜已有150多年的栽培历史，仅品种就有80多个。由于西瓜种植面积增加，昌乐瓜农开始感到土地的紧张，于是开始到海南岛和其他国家种西瓜。现在昌乐县每年约有50名瓜农在海外租地种植西瓜，每个瓜农租种土地都在100亩以上，遍及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

　　田思涛说，刚到缅甸他就雇用了9个傣族翻译，还从当地找了约100个工人干活，“8小时工作，男工一天9块，女工一天7块，成本相对比较低，所以整体收入好。”

　　去年他净赚80多万，前年因为大丰收赚了200多万，“如果雨水和气温合适，今年肯定还会丰收！”田思涛已经成家多年，除了种瓜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正在读小学的女儿，“这里毕竟比较落后，所以媳妇只能陪着女儿在家里读书。”

　　大国的西瓜

　　田思涛介绍说，他在缅甸种植的无籽西瓜在当地属于高档水果。普通民众一般消费不起，多数都运回国内销售，“他们这里的香蕉和芒果非常便宜，是当地人最常吃的水果。”

　　“但当地人欢迎我们，因为我们来后带动了这里的消费，还会雇用他们的工人，解决了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田思涛说，以前在国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瓜农，但在缅甸曼德勒就是投资商。

　　每年每亩200元的土地租赁成本，加上人工费、材料费以及水电灌溉等费用，600亩土地年投入约130万，这在当地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看到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友好，因为会给他们带来大额消费。”田思涛说，民众普遍的欢迎情绪之外，当地政府和移民局也对中国投资商进行特别保护，要求他们在宾馆住宿，确保人身安全。如果下地也要申请保护，“缅甸的骗子其实也不少，但我们本着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原则，所以到现在还没出过什么问题。”

　　也许基于安全的原因，缅甸当局还要求他们尽量减少与当地人民的交往，“政府大概是考虑到当地穷人对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可能会造成威胁吧，”田思涛说在缅甸民众眼里，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拥有大量财富，对他们来讲正是一种赚钱的机会。

　　缅甸与国内物价相差无几，由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所以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艰苦。

　　“在这里特别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这里有我们的大国形象，也有我们不能富裕起来的人民。”田思涛说。

　　吴筱文：中国药包治百病

　　想要融入当地生活，除了平等真诚地对待当地人，更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习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林歆 | 上海报道

　　北京到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约13000公里的距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援建非洲的大军一直往返奔波于这条线上。

　　1999年，36岁的吴筱文开始参与中国首次援建安哥拉的住房项目。在接下来的近10年时间里，吴筱文行走于3个非洲国家，累计在非洲工作6年。

　　夜半惊魂

　　吴筱文现任中国交通建设[5.19 -0.38%]股份有限公司下属路桥公司的技术顾问。

　　在去非洲前的1998年，他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参与援建。1999至2000年他前往援建安哥拉、2002至2003年参与援建几内亚比绍。2010年5月，他又被路桥公司派往利比亚。

　　提起非洲经历，吴筱文首先提到的是惊险。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是在北大西洋[12.68 -0.16% 股吧 研报]岸的西非国家，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大片的咖啡树和芒果树是它留给吴筱文的第一印象。

　　住的时间久了，就会经常看见拳头一般粗、长近4米的蟒蛇四处游走。这个看上去祥和平静的小国，却让吴筱文他们经常遭遇惊险。

　　“有一次半夜11点，我们接到医疗队的电话，说大使馆工作人员偷偷打电话告诉他们，有歹徒潜入大使馆。”援建项目部随即报告给有关部门，特警很快就包围了大使馆。吴筱文和同事们也都来到大使馆不远处等着帮忙。

　　与此同时，使馆内歹徒拿着刀威胁使馆工作人员打开保险柜取走了里面不多的现金。

　　在歹徒将使馆内抢劫搜寻了一番之后，天已经亮了。他们押着使馆工作人员陆续撤离大使馆。所幸，不久特警就将歹徒击毙，解救了使馆工作人员。

　　在2000年援建安哥拉时也有险情。

　　安哥拉的这一住房项目是我国和安哥拉政府建交后的第一个援助项目，吴筱文担任设计院代表。“我们刚去不久，就爆发了安哥拉政府武装和反政府武装的内战。”没过多久大使馆经商处就派人把他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面对突发情况，他们能做的“最好准备”也只不过是在随身携带的包里放好护照、现金、少许食物，以及两瓶水。

　　3个月后，政府武装取得完全胜利，吴筱文和中国同事们就在“战地”开始了援建工程。

　　还有天灾。吴筱文去利比亚苏卢格担任技术顾问时，正巧碰上了每年四五月都会“发作”的沙尘暴：平均两三天刮一次，每次持续2到3小时，能见度只有20到30米。严重时，对面也只能看见人影。“为了不耽误工期，工人们躲过沙尘暴最强的那几个小时，能见度稍微好一点，就继续工作。”吴筱文说。

　　包治百病

　　安哥拉内战后，难民很多，住在大片的难民营帐篷区里。联合国每月都会定期开车送物资：平均每人十几斤米，一到两斤食用油。

　　当地缺医少药，就有一些生病的难民来到中国援建工地找药。“我们自己带来的药也不多，但还是尽可能地帮助病重的人。”吴筱文说，可能是因为当地人很少吃药、抗药性低的缘故，药效很显著，“于是中国药在当地就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吴筱文说，想要融入当地生活，除了平等真诚地对待当地人，更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习俗。

　　利比亚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不准喝酒、不准吃猪肉、不准放鞭炮、不准穿着暴露等。即使是天气很热时，也不能穿高于膝盖的裤子。

　　吴筱文回忆道，“中国人过年有放鞭炮的习俗，刚去那年，不知道当地禁止放鞭炮。鞭炮还没响完，却发现四周围了一大群当地人抗议示威。我们很快收起了鞭炮。”

　　援建生活有苦有甜。有时候他们也会以部门为单位，开车参观利比亚的罗马遗址。

　　当然也偶有不愉快的时候，“进出海关时就会发现，只要是中国人就会被挡下来，查这查那，目的之一是为了收取小费。小费还分等级：一般人多少都要给一点，干部要多给一点，领导更多。”吴筱文告诉本刊记者。

　　究其原因，是有中国人夹带象牙等违禁物品、并向海关人员行贿通关的事发生。时间长了，反而给对方留下了“中国人就是有钱人，而且从中国人身上容易得到钱”的认知。

　　“在非洲人心中，中国人形象的关键词就是有实力、富有、朋友。”吴筱文认为，“中国人的实力是让世界信服的，但要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

　　夏良根：国家纠纷不影响日本青年人的选择

　　“年轻人，到中国去求职，”在日本国内经济持续疲软的当下，日本主流媒体《读卖新闻》罕见地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这样的标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上海报道

　　中日政治关系一直像过山车般起起伏伏，然而这并不能阻断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民间交往。

　　在日本媒体工作的中国人夏良根说，隔壁邻居、同事甚至他的日本太太，都没有因此与他发生任何争执和讨论。

　　渐进的日本印象

　　夏良根已经在日本待了8年。2001年从复旦大学日语系毕业后，留学镀金成了他的第一梦想，“当时只想去日本拿个学位，多赚点钱，然后回国娶妻生子。”

　　8年过去了，他留在了那里，还娶了日本太太，在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地方买了3层楼的独栋别墅，“只要300万人民币，这在上海恐怕连100平米的公寓也买不到吧？”

　　初到日本的时候，夏良根甚至有些抗拒那里的生活。电视媒体上也经常会有一些攻击中国的右翼评论员，“让人很不舒服。”

　　渐渐他发现，中日之间政治上的寒冰和起伏，并不影响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感情。“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夏良根说，“我的一个邻居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有些日本人可能对中国有些偏见，请不要在意。”

　　即使是他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晰的父母，到日本后靠手势比画也交了不少日本朋友，“我妈比我们认识的人还多。”

　　随着中日交往的加深，一些诋毁中国的评论员也渐渐失去了市场，强调中国对日本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多。

　　在日本生活久了，日本人的许多习惯让他感触良多，“我老婆淘米放水、做菜时放调料，都要反复称量，非常精确。”

　　大多数初到日本的中国人都无法理解日本人近乎苛刻的环保理念，“垃圾分得非常细，甚至连牛奶盒都要洗干净剪开晒干再处理，”夏良根说，他最初还不愿意，想想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怎么来做这种琐碎的事？

　　回到国内看到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垃圾后，他才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向日本学习。

　　日本人的勤奋让他感慨，“日本人到中国旅游，看到街上的人在喝茶打麻将，这样的休闲在日本人看来很不可思议，即便是请保姆或钟点工，在日本也很少。”

　　趋密的民间交往

　　日本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雇用中国员工。”夏良根说。他自己在日本最大的通讯社工作，这家媒体“以前从不招募中国员工”。

　　夏良根是第一批进入该媒体的中国人。“日本记者用日语为日本读者写的报道，在问题的认识、报道的角度等方面，不一定满足中国读者的要求。”河野彻说，让中国同事用中文为中国读者写报道更好，而那些有影响的报道，还会翻译成日文进行“返销”。

　　“我的工作就是向中国报道日本。”在夏良根看来，他自己就是一座桥梁，“最大的目的是让中国了解更加真实全面的日本，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与信任。”

　　在其他行业，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的外籍人员就业情况统计也显示，外籍劳动者中最多的来自中国，共24万多人，占日本全部外籍就业人员的44.3%。

　　去中国淘金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也开始到中国淘金。

　　“年轻人，到中国去求职，”在日本国内经济持续疲软的当下，日本主流媒体《读卖新闻》罕见地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这样的标题，这也是日本社会正在悄然兴起的趋势。

　　2010年8月底，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相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悄悄改变着日本人对中国的观感。

　　“相当多的日本人都非常看好中国的前景。”夏良根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各大公司纷纷裁员。今年7月，日本有359万日本人处于失业状态，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的5.7%。

　　共同社的报道称，目前在上海长期居留的日本人约有5万，除了日本企业的驻外员工和家人之外，在日企当地录用框架内以及中国企业找到工作的日本人超过1万。

　　“甚至很多日本中介公司进驻到中国，帮日本人在当地求职。”夏良根说，他的不少日本朋友开始举家迁移到上海、北京等地。

　　蔡桂茹：重塑中国商品形象

　　其实无论是否有阳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需要互相照应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赵嘉麟 | 莫斯科报道

　　今年53岁的蔡桂茹到俄罗斯快14年了。

　　虽然早已告别机关“下海”经商，但莫斯科的华人还是习惯称她“蔡司”。在来俄罗斯之前，蔡桂茹曾是中国内贸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

　　2009年，在当地政府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华人华商大市场的事件中，蔡桂茹有了一个新身份：华人华商大市场问题临时协调小组组长。

　　重塑中国商品形象

　　1997年3月，蔡桂茹随内贸部代表团访俄。由于工作能力强，她后来被任命为开拓俄罗斯市场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建俄罗斯中国友谊商城。

　　位于莫斯科繁华地段的这座百货商场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价值数千万美元，当时是中国在俄最大的投资项目。

　　但大环境并不太理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俄边贸井喷式增长后，由于“倒爷”们以次充好，中国货在俄罗斯几乎与“假冒伪劣”画上等号。而1998年的金融危机，也令俄罗斯市场一度萧条。

　　同时，国内的数次机构改革，如内贸部由部变局直至撤并、与部办企业脱钩等，让蔡桂茹失去了原本的“铁饭碗”，成为一名国企负责人，其头衔是中国欧洲商业开发投资管理中心主任。

　　一面要适应从官员到商人的角色转换，一面还要开拓全新的市场，蔡桂茹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偏偏受客观因素制约，中国友谊商城项目资金捉襟见肘。2000年2月22日，离缴税的期限只有一天，而账面上的钱所剩无几。

　　蔡桂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天她大哭了一场，“那是我最悲惨的时候。”

　　她微调了“让中国人来经营中国商品”的招商方案，把部分店面租赁给了俄罗斯明确不允许外国人经营的药店、眼镜店，靠收取租金和保证金渡过了难关。

　　蔡桂茹随后投资约100万美元做广告，还把大部分店面租赁给俄罗斯企业，让他们来经销中国商品，借此“重塑中国商品形象，扩大对外出口”。

　　在她的安排下，“海尔”、“格兰仕”等中国品牌纷纷进入莫斯科。他们还组织俄罗斯企业前往中国参加广交会。“一半的路费都是我们给出的，就是希望他们全面了解中国的商品。”

　　调研“灰色清关”

　　2006年4月起，蔡桂茹担任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她要考虑的不仅有自己企业的发展前景，还有广大在俄华商的利益。

　　蔡桂茹很早就开始关注中俄民间贸易秩序规范的问题。“为了了解‘灰色清关’，我跑了三次(俄罗斯)远东(地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此外，蔡桂茹率先示范，于2008年筹建了中国商品贸易展览中心友谊海关监管库，从事正规清关。

　　但是，一些华商仍抱有侥幸心理：不注册公司、不办合法身份、不照章办理清关手续，忍受着露天市场拥挤、肮脏的环境，批发从国内运来的服装、鞋帽。

　　2009年6月29日，俄有关部门突然下令关闭莫斯科乃至俄罗斯华商最为集中的市场---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未给商户预留处理货物、清理摊位的时间，导致大批在俄华商遭受很大经济损失，同时使中国国内数千家关联出口企业受到影响。

　　在中国驻俄大使馆指导下，俄罗斯中国总商会7月6日牵头成立“华人华商大市场问题临时协调小组”，蔡桂茹任组长，成员包括在俄罗斯的中国各地方商会负责人。

　　“太累了，那一个月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吃饭和睡觉的时间被压缩到极限。当时没什么想法，就是希望赶快把货拉出来，减少华商损失。毕竟我是会长。”蔡桂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经过交涉，俄方同意延长华商进入市场清理摊位和运出货物的时间，并答应及时到现场处理华商举报的违法行为，以及中方临时协调小组和俄方行动指挥部成员共同检查市场内的违法行为。

　　蔡桂茹作为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组织华商与俄罗斯海关、移民、司法等部门负责人座谈，增进了解、消弭成见；带领华商参观俄罗斯质检机构，了解俄方对进口产品的检测程序和要求；召开在俄华商研讨会，鼓励大家转变思路，告别“灰色清关”，从事正规经营。

　　蔡桂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她之所以给华商们“洗脑筋”，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建立起的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积蓄下来，保留下来”。

　　蔡桂茹的单位里，有不少年龄与她孩子相仿的同事。俄罗斯冬天缺阳光，人易患骨质疏松。于是，蔡桂茹专门从住地附近菜场买了大骨头，拿到单位给员工们熬汤，帮他们补钙。其实无论是否有阳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需要互相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