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自我
一些人老是觉得西方人理性、正义、自由，其实这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固陋，从小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对中国有一些很奇怪的观点和想法，不光是关于政治的，甚至在知识系统方面，都是负面的。
这导致了一个对中国存在恶意、并可能增长的世界。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整个中国，人类有一个习惯：可能会把个人身上的毛病放大化、类型化，成为这个国家或人群的整体形象。19世纪，整个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脏、懒、不诚实、不守时、情感麻木。这个潜意识的背景到今天一直在左右西方人的看法。
中国人自己的表现有时加强了这种看法。我们觉得很自然的事情，西方人看来就觉得不可理解。一旦有了误解，误解就会滋生误解。反之，如果初始是善意的，许多细节都会被理解。
我们经常想拿中国的思维教化外国人，这是不太可能的。比如巴黎的孔子学院，有一年开新年晚会，请了很多法国人，结果只有很少法国人来参加了。我们的老师就去询问原因，法国人说：你们晚会的主题成了“我爱中国”，这不是带有强制色彩的么？
一些人其实是把国内的做事方法带到国外去，结果效果相反。总之，要让西方看到中国民间文明发展的动力，这样会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费孝通曾这样说，在自己的国家，你是一个公民；在国外，你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他认为，这是一种文明使命，“一个异文化的环境中，你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种文化的代表，要为自己的文化负责。”他提出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胡春春：这是一份要干20年的工作
“我们要告诉外国人，中国是一个正在构建中的民族国家：它存在不足，但也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与扬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韩墨 | 柏林报道
4年前，身为同济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副教授的胡春春来到德国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担任当地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他本来打算一年后就回国，没想到这一待就是4年，任期前后延了3次。
想来想去
“假如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去，非要向你介绍他的国家和文化，你会怎么想？”如同在课堂上那样，胡春春喜欢用提问开启一场对话。
“你或许会说：‘那里离我太遥远了，和我的职业和生活也没关系，我干吗要听你讲？’”他说，“这也是我们的处境。对德国人而言，我就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介绍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之前，我就要想，人家凭什么要对我有那么大兴趣？”
思来想去，胡春春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我会对德国人说，我们双方其实有很多交集，中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与德国毫无联系。”
于是，胡春春把自己扎实的语言学功底“搬”了出来：“你们德语中都把茶叫做tee，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tee其实就是中国的汉语。”每次举到这个例子，台下的德国学员往往会立即瞪大眼睛，显出或怀疑、或惊异的表情。
“公元7世纪以前，中国人把茶称作di。福建省的闽南话至今还保留着这个读音。后来，中国人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出口茶饮料，因此你们也跟着把茶叫做di，后来演化成tee，进入你们的语言。”胡春春娓娓道来。
胡春春说，他希望通过复原这类“小细节”让德国人知道，中国和德国虽然相隔千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过联系或者不需要发展联系。
不过胡春春坦言，在德国做中国文化交流， “不是很理想”，有时甚至“障碍重重”。
“德国并不像英国、法国、美国那样是一个开放的移民国家。它位居欧洲中部，民众长期以来趋向保守。相较海洋民族，德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确实弱一些”。胡春春说。
例如，德国教育部门有一整套制度严加约束在德国中小学推广某种外语：一所学校如要正式开设汉语课程，至少配备两名职业汉语教师。想要成为这种教师，必须首先通过德国相应的师范类考试。
“现在的问题是，德国目前根本就没有关于汉语教学资格的师范类考试，”胡春春说，好在现在已有几所德国大学开设了汉语教学的相关专业。这意味着几年之后第一批经认可的汉语师范毕业生将步入社会。那时，中小学就可以正式开汉语课。
去“博物馆化”
今年7月至8月，汉诺威孔子学院联合其他9所德国孔院，继2009年之后再次组织100多名德国中学生到北京、安徽、山东等地参加夏令营活动。“临行前，一名德国教师召集学生开会，禁止同学单独进入中国家庭。我们问为什么。回答说，害怕。害怕什么？不知道。”胡春春回忆起这件事，脸上似乎还有些余怒未消。
“你会发现，有一个无法形容的、隐隐约约的负面东西压在他们心里，”他说，“为什么害怕？因为不了解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之前接触了太多负面的描述。应当说，德国媒体在其中发挥了一个不那么积极的作用。”
“西方新闻观要求报道‘人咬狗’式的新闻，这本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你连中国基本的框架都没有传递清楚，直接拿出一个‘人咬狗’大肆渲染，不少德国民众就会觉得，莫非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咬狗的？”胡春春说，“久而久之，一个固定的负面形象就在他们心里安了家。”
在德国中学做讲座，胡春春经常会遇到十几岁的中学生举手提问“三峡移民问题”、“达赖问题”、“新疆民族团结”等大话题。可如果让同学自己谈谈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又大多支支吾吾。
“他们根本不熟悉中国，却从媒体报道中牢牢记住了这些关键字。”他说。
在胡春春看来，破除西方僵化、负面中国形象的方法不外两种：请进来看，走出去说。
连续两年的“德国中学生赴华夏令营”或许很说明问题。应国家汉办邀请，迄今已有近300名德国中学生利用暑假来华交流，行程中既包括游览故宫、孔府、泰山等名胜古迹，也有深入工厂、校园，和中国普通民众面对面交流。
“看到中学生们回国后写的作文，我们特别高兴，”胡春春说，“很多学生写道：去中国前，我本来以为中国到处都是问题，但后来发现，虽然中国并不完美，却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他们的热情和好客甚至超过了德国。”
“就是让这些年轻人真实地去感受一个与德国不太一样的国家，”他说，“无需我们多说什么，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定义自然会发生转变。”
由此胡春春认为，塑造中国形象需要跟紧时代步伐。“我来到德国，并不是为了强调中国完全没有问题或者只剩问题。我只想说，中国形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欢迎大家共同参与构建的开放系统。”
“我们需要打破那种博物馆化的、僵化的中国观---提起中国，就是功夫、舞狮子、京剧脸谱，这些固然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它们也非常不完整。”胡春春说，“我们要告诉外国人，中国是一个正在构建中的民族国家：它存在不足，但也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与扬弃。中国形象无定式，也没有固定答案，它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为了传递完整的中国形象，胡春春不断告诉自己，必须“心态平和、目光平视”。“无论是和德国政界、商界还是普通民众打交道，我们绝不心怀成见，不要将我们的想法强加于人。”
“如果你感兴趣，我愿意详谈，如果你暂时不愿参与，那也没有关系，”胡春春说，“这种做法本身或许也是一次中国形象公关。”
长宜放眼量
1998年，时年26岁的胡春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德国，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校园里还没有多少中国面孔，媒体关于中国的信息也并不丰富。”他回忆说，“到了2003年我毕业回国前，中国留学生明显多了起来，‘中国’更是德国各大报每天都出现的字眼。”
不过，报道篇幅增多并不意味着中国形象的丰满。对德国民众而言，中国的确成为一个更感兴趣的话题，但它的形象却一直显得“模糊，不可捉摸，甚至可惧”。
今年6月，德国知名政治基金会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在研究7家德国主要媒体2008年发出的8700多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后得出结论：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体偏向负面，部分报道使用简单化、模式化、有偏见的言语，“贬低、歪曲中国形象”。
“金融危机时，有媒体报道来自中国的订单是促使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原因之一。这则消息本身无所谓正面负面。但不少德国媒体对此的解读却是：德国必须警惕自身对中国的依赖。对此我们只能摇头叹息。”胡春春说。
北京奥运会期间，德国电视二台一名女主持人手机上收到一个诸如“北京欢迎你”的短信，便在镜头前惊呼：“中国当局是怎么知道我号码的？难道他们对我进行了监控？”
“她真的不知道这只是运营商的一个群发短信？”胡春春说，“有时候德国媒体的思维方式多少让人哭笑不得。”
然而，“世界舆论的话语权依然在西方媒体那里，而它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在代表所谓‘文明世界’。中国还只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他者，一个不确定的他者。”胡春春说，“这也反过来提醒我们，建立国家形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社会发展水平相对应。”
2008年10月，胡春春带领汉诺威孔院的老师，在德国布克斯特胡德市哈勒帕根文科中学，讲了为期3天的汉语体验课。课程结束后，校长冯。麦克尔科尔找到他说：“你今天做的事，正是我20年前的翻版。当初我是一名西班牙语老师，为了让西班牙语进入德国中小学教育，我个人奋斗了足足20年。”
一门同属欧洲的语言融入德国尚且如此艰难，“难道我们要奢望在短短几年内就让德国人重建一个中国形象？”胡春春说。
钱兰根：中国人不是黑帮
他立即从门下的洋弟子中选出了200名善于擒拿和格斗的高手，参加奥运火炬的保护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冯俊扬、宋洁云 | 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钱兰根是一位武术家。在阿根廷华人圈中，他像在中国那样被称为“大侠”；在习武的洋徒弟中，他则像西方习惯那样被称为“大师”；在众多患者眼中，他被称为“大医生”；但是性格谦和的钱兰根更喜欢别人叫他一声“钱师傅”或者“老钱”。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钱兰根已经在地球南端的阿根廷生活了25个年头，他一直在用中国人“侠”的标准要求自己。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侠
这是一个周二的上午，布宜诺斯艾利斯又迎来了一个碧空如洗的好天气。钱兰根喝完茶就前往位于塞拉诺街的诊所。诊所门脸不大，院落很深。他的针灸和推拿技术在阿根廷首屈一指，等待就诊的患者已经排出很长的队伍。
在等候就诊的患者中，有一个叫伊西德罗的街头杂耍艺人。几天前他在马路上表演自行车车技时摔了下来，胳膊受伤。由于无力去昂贵的私人医院看病，于是辗转找到了钱兰根的诊所，希望碰一碰运气。
支付挂号费的时候，伊西德罗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小额钞票，还有很多1比索甚至5角钱的硬币。他有些不好意思，用一只手吃力地整理着皱皱巴巴的纸币。这些被正在诊所帮忙的钱晓兰看在眼里。
女儿钱晓兰和儿子钱斌格都继承了钱氏家传的武学与医术。钱斌格如今已经独当一面，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武术联盟主席，同时负责钱氏武馆的日常运营。钱晓兰则继续担任父亲的帮手。
询问过父亲，钱晓兰出来告诉伊西德罗：父亲将为他免费治疗。“那些钱都是他街头卖艺一块一块挣出来的，我怎么忍心收呢，”钱兰根一边为他推拿疗伤一边说，“人都有潦倒的时候，能帮一定要帮一把。”
离开诊所的时候，钱兰根还免费送了他一瓶正骨水，并叮嘱他下周再来诊所疗伤。这样的例子对钱兰根来说很平常。钱兰根在阿根廷侨界素有侠义之名，因为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为人豪爽，急公好义。
“除了老婆和孩子不能拿走，家里的东西喜欢什么就拿走。”这是钱兰根经常对朋友说的一句话。
在阿根廷“踢馆”
61岁的钱兰根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武术世家，从小就得到父辈和诸多武术名家的指点，成为“绵全拳”传人。
钱兰根说，他和另外三名同伴曾遭到100多人的围攻，居然打得对方不敢近身，望风而逃。“年轻的时候总是爱惹事，练了功夫就想打架，看看谁的本事大，”已过花甲之年的钱兰根，回忆起当年四处找人切磋武功的故事，有些不好意思。
钱兰根还继承了家传医学。他后来在黄浦区中心医院当上了中医大夫。1985年，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波出国大潮的带动下，钱兰根带着家人来到阿根廷闯荡。
在异国他乡的闯荡并不容易。钱兰根在阿根廷的第一次求职很像江湖中的“踢馆”。那天他独自怀揣一把剑、一把刀和一个铁球，来到阿根廷最大的武馆，要求在武馆授课。“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钱兰根只打了一套拳，表演了一套气功，馆主没跟他过招就请他在武馆授课。
几个月后，钱兰根在徒弟的帮助下开办了自己的武馆，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如今钱氏武馆在美洲地区已有上百家分馆，学生人数超过3000人。
1988年，钱兰根参加了在阿根廷举行的由中国、日本和韩国武林高手参加的武术大赛，结果击败众多高手一举夺冠。那时，阿根廷华人数量还不多，而且不受阿根廷主流社会关注。这次夺冠不仅大长了阿根廷华人的志气，也让许多阿根廷人认识到中国武术的魅力。
钱兰根笑着说，当时中国武术的名头很响，以至于一些阿根廷警察逮捕华人后都非常紧张，连声询问对方是否懂功夫。
据说，目前阿根廷的华人数量在8万名至10万名之间，其中大部分从事超市业、餐饮业和零售业。华人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在阿根廷稳步发展壮大。
对于华人移民团体的迅速崛起，阿根廷主流社会多少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他们不太习惯华人移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积累起可观的财富，经济实力超出当地人的平均水平。
于是，阿根廷一些媒体热衷于报道华人社团的负面新闻，时不时就找个机会来炒作一下“华人黑帮”，故意给阿根廷华人抹黑和添堵。
钱兰根却用行动展现了中国人的真正形象。确切地说，展现了一个中国侠客的形象：不仅会武术，还有真正宽阔的胸怀。
钱兰根和太太都非常疼爱门下的“洋弟子”，这些阿根廷学生也没把自己当外人，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去师傅家蹭吃蹭喝，有时甚至把家里人也带过去。钱兰根总是开玩笑说，武术界的传统是徒弟孝敬师傅，这里成了师傅孝敬徒弟了。
难舍中国情怀
虽然举家移民阿根廷20余年，也在当地入籍，但是钱兰根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钱兰根觉得非常自然：就像自己几十年来都是喜欢吃水煎包和上海馄饨一样，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惯性。
来到阿根廷后，钱兰根每次参加比赛或表演，随身都要携带一面五星红旗。如果在比赛中获胜，他会在赛场上骄傲地打出五星红旗。
如今，钱氏武馆在许多南美国家都有分馆。钱兰根对它们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在馆里悬挂一面中国国旗，否则不许挂钱氏武馆的牌子。
年过花甲的钱兰根现在将武馆的大部分事务交给儿子钱斌格打理，自己专心经营诊所。至多，就去武馆坐一坐，看徒弟们练拳。
但他也有“出山”的时候。2008年由于法国等地发生了抢夺和破坏北京奥运火炬等事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火炬传递也因此蒙上阴影。
作为火炬手的钱兰根闻讯后拍案大怒：“什么人敢到阿根廷来向北京奥运叫板，给中国撒野捣乱！”他立即从门下的洋弟子中选出了200名善于擒拿和格斗的高手，参加奥运火炬的保护工作。“别人不出手，我们也不出手；别人胆敢出手，我们就让他们无法还手。”钱兰根当时对众弟子的训话掷地有声，尽显江湖豪气。
2010年春节，旅阿华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贝尔格拉诺区标志性的中国城牌楼下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钱兰根带着众弟子舞龙舞狮，进行精彩的武术表演。
但是，由于有人对于巨大牌楼上的“中国”两字心存芥蒂，故意找借口拆除了牌楼下的表演舞台。“没有舞台，我们就在街头表演，”钱兰根说，“反正练武的人不怕街头卖艺。”直到活动结束，钱兰根和众弟子都没有离开牌楼半步。
陈宏：“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也会赚钱”
陈宏自信地说，如果一个CEO只能出席硅谷的一个年会，一定是去中国人的华源科技协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特约撰稿刘雅 | 北京报道
1962年出生的陈宏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
他的历程曾被日本NHK电视台拍成专题纪录片，名字就叫《CHINA POWER》，讲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长的故事，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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