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前，清朝共兴建铁路9400多公里，其中大部分为清末10年所建。这部分铁路中，虽然有些为外国独资兴建的铁路，但自建铁路多达4000多公里。相比之下，1911―1928年，关内（山海关）仅兴建铁路2100公里。
勇敢者的梦想
“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在这一事无巨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中，孙中山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宏伟计划的背后是巨额的资金需求和庞大的专业人才缺口。
此时的中国显然既无资本又无人才。但是他认为有办法，那就是眼光往外看。
“我无资本，可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可利用外国人才，我无良好办法，可利用外国人办法”，孙中山将希望寄托在国外，提出“借外债以兴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
兴办实业的另外一个自信在于，今非往昔了。“以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则不能，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所以，他曾声明将以民国国民的身份，在未来的“十年内不问政治”，专门从事社会实业建设活动。
显然，孙中山的议程设置是10年。“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实业为当时所需。但是在晚清，外国资本名为投资实为掠夺，它们频频强迫清政府接受铁路投资计划，将势力范围渗透到铁路的尽头。孙中山说，应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外资必须操之在我，不可授之于外国人，反对外资借投资之名提出损害中国国家权益的附加条件，也就是“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吸引外资原则既立，下一步就是如何吸纳了。
外资所有者与中国企业联合，共同开发中国实业。外国人提供机器，并且负担外国专家们在华的一切支出；中国人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共赢。这一合资设想与改革开放初期倡导的“中外合作企业”多少有些类似。
孙中山游历各国，“机器”对他的诱惑是巨大的，所以他希望外国投资者提供机器，继而使国人学习工业国家的先进科技。
在民国初期，虽然国人对共和趋之若鹜，但是对机器生产仍然几近一无所知。手工生产的中国，与早已实现工业革命的欧美相比，徒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孙中山深知，中国正需机器，来耕作广袤的农地，开采丰富的矿产，建设无数的工厂和扩建交通运输网络，因而“欲兴中国之实业，非致数十万万匹马力之机器不可”。
但是，工业国家的机器生产非一日之功，“经济先进之国，以百数十年之心思劳力而始得之”，作为经济困顿的后进国家，中国“以借外资而立致之”，“遂成富国，如美国、英国是也”。所以，现在想要谋求富国足民之路，除了外资没有别的途径了。
他主张利用外资兴建的企业应为国家所有，“十年以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
也许是来自游历欧美国家的观感，孙中山注意避免劳资矛盾激化，引发产业工人的罢工、游行等行为，“故在吾之国际发展计划中，提议以工业发展所生之利益，其一须摊还借用外资之利息，二为增加工人之工资，三为改良推广机器之生产，除此数种外，其余利益须留存以为节省各种物品及公用事业之价值。如此，人民将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乐矣……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有一次讲三民主义时说：“兄弟著了一本书，叫《实业计划》。这本书的主张，是借用外资从事生利的事业。像开辟市场、兴办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那些大生利的事业，都归公有，把各种新事业的利益都归于公家。”
恰如《实业计划》的英文版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所显现，孙中山一心希望通过振兴实业，用机器大工业，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经营方式，来发展农、工、矿、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让中国实业层级提升，中国人的生活改善，达到“共同的繁荣昌盛”。
孙中山认为，“国际共同开发”，将会使中国成为工业国剩余资本的投资地。在外资刺激下，中国实业发展将有助于避免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改变长期处于外国商品倾销之地的现状，最终成为在国际市场进行平等商业竞争的国家。由于外国资本深度投资中国，一方面发展了中国经济，另一方面避免了中国卷入贸易战。
他从―个政治家的高度，提出发展的目的在于和平。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矿产丰富、农业雄厚，但是不能独立发展，因而要与世界各国互相提携，共同开发；如今却成为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俎上肉”，“不只是中国之耻，也是世界各国之忧虑”。
但是此后，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由泛起到迅速膨胀，“国际共同开发”并无实施的可能，利用外资也成为泡影。
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人才和方法，孙中山寄希望于利用西方原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力、机器，转移到中国发展实业。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孙中山的雄心壮志在中国却是行不通的，欧美列强非但没有施以援手，还向当时的北京政府示好，而中国内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人人自危，根本无暇发展工业。即便孙中山“再造共和”成功，《实业计划》实现也非十年之功。
但孙中山的勇气尤为可嘉。自中国近代开端，贫穷、落后、愚昧、软弱成为中国的标签，而官僚阶层和知识群体在寻求救国之路上屡受重创，曾国藩的儒家救世，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的戊戌变法等等均以失败告终，崇尚革命的孙中山，较之改良、新政和立宪等派人物打了个大胜仗，也希望通过“国际共同开发”取代“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等来探索一条救国富民的蹊径。
之所以用英文写作《实业计划》，其实是孙中山先生向国际社会“喊话”，但是无人响应。于是，他将希望转投国内，希望国人致力于“物质建设”。
“现在各国通商，吾人正宜顺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虽然《实业计划》并不讨好，但是未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反对闭关自守，力主开放的视野符合历史的潮流。
《实业计划》的悲剧在于其生不逢时。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维持着全国统一局面，在拟定经济法规、劝奖实业方面曾有些许建树，袁世凯“登基”后全国分崩离析，各派政治力量竞相角逐，“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实业大旗虽为中国所急需，但是政府无心、民众无意。
时代的悲歌
抗日战争完全打乱了部署，中国的建设计划无疾而终。
《实业计划》甫一发表，知识阶层交口称赞，国人争相了解计划的详情。但是怎么实施，却一直无人问津。
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看来，这一点都不意外：“《实业计划》主要是基于一种空想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后来许多人说，这个港那个路，都在孙中山规划中，那是不对的，与他当年的构想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不必估计过高，只能说是孙中山和他一些朋友的看法就行了。”
《实业计划》的实施一拖十年，先行者的心血几乎变成空话。除了时人无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来完成之外，与计划中无具体实施方案、指标过高、可操作性不足有关。
孙中山也并不是想扮演实业规划师的角色。在《实业计划》自序中就开宗明义：“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于实施之详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所以，他主张计划的落实需要经过专业人士的调研，不能囿于自己的权威而盲目执行。
孙中山没有想到，还没等到专业人士的详细规划，他就遭遇美国商务部长雷飞尔的拒绝：“阁下所提计划如此复杂，如此普遍，即令将其详细之点规划完竣亦须数年。阁下亦明知书中一小部分尚须数十万，而其中多数在初期若干年间，不能偿其所投利息与经费。是故必要之债，所需利息如何清付，实为需解决之问题。以中华民国之收入，负担现在国债利息太重，难得有新增之息必能清付。”
拖至1930年代，实业计划在目标几无实现后又被重提。1931年，一大批中国工程师自发组成“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总理实业计划实施委员会”，内分13个组，以有关民生、国防等急要建设为研究的总目标。他们计划先准备一个五年计划，在国内人才允许的范围内，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详细办法。
但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完全打乱了部署，中国的建设计划无疾而终。直至1940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展开专题讨论，订出六条执行办法，其一为“以总理建国方略中之实业计划为中心，参照其他各先进国家之经济建设之方法与经验，并顾及现在环境之特征，拟具整个实业计划之细密计划”。
在这次专题讨论结束后，“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正式成立，由陈立夫任会长，十几个工程专门学会正副会长皆为委员，另外，还邀请一批专家，分别组成十几个专门小组。自1941年3月研究会开始进行工作，由各工程学会出50人，以及工程专家86人，农林专家24人，职员15人组成，分成55个项目进行研究，经一年半时间，提出一份研究报告、这份计划从17个方面提出10年至20年内所应达到的目标，例如10年内应建铁路2万公里，炼铁900万吨，产煤50万千吨，机床15万部，飞机1.2万架，培养人才250万人等等。1943年，报告在内部印发。
此后由于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该计划无从实施。
告别“实业”
在2010年版的《辞海》里，“实业”已经退出了条目。
民国初建，中国的实业与科技的状况十分薄弱。1919年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还没有1864年多，中国土地上仅筑成铁路一万余公里。
从1914年到1920年代初，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由于西方国家陷入“一战”，对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大大减少，民族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陡然扩大，商品价格上扬，又使工业的利润大增，刺激了各界的竞相投资。这个原本被洋货充斥的市场给民族工业腾出了消费空间。如中国棉纺织业的进口机械，1920年耗资690万两白银，1921年猛增到2670万两白银。
据估计，1913年中国现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3082万元，工人总数27万人。到1920年，现代工业企业达到1759家，资本总额50062万元，工人总数56万人。从1914年到1920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3.8%，其中轻工业如面粉、卷烟的年增长率超过20%。
但是由于工业强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扩张、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混乱、资金的匮乏、内需的不足、技术的落后和管理的低下等原因，实业成长速度仍然缓慢。
孙中山最为看重的近代交通运输业发展更不容乐观，因为铁路建造和轮船航运均需要巨额的投资，而外国在华投资商受到“一战”影响，货物和旅客增量不足以刺激铁路投资。1912年到1926年，铁路共通车3723公里，年平均通车里程不足250公里，只有东北铁路进展迅速，建成1000多公里。
虽然铁路进展缓慢，但是正如孙中山所预期的那样，铁路成为北京政府财政的支柱之一和交通系官僚资本的摇钱树。据统计，1921年，铁路的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京政府一年的总收入不过4亿多元。
中国实业在有些许发展之后，民族资本家正欲扩大投资、新办工厂之际，大寒冬轰然而至，即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当时有媒体评价说：“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旋涡者，乃时有所闻，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昙花一现者，窃恐甚少也。”而早自1922年起，中国的实业发展就从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入缓进乃至停滞发展时期。
此后中国的实业经济发展一路荆棘、时断时续，到1980年代才峰回路转。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国每年新增消费需求相当于整个韩国的产值，但是中国国内消费占经济的比重仅为36%，不仅在世界同等收入国家中的比重最低，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也是最低的。
“世界第二”，或许，孙中山没有想到。而国内消费占比之低，恐怕更是他所没想到。
翻阅1915年始撰的《辞海》，“实业”一词赫然在列，意为：“农工商等经济事业总称。”时光辗转近百年。在2010年版的《辞海》里，“实业”已经退出了条目。
一个全新的商业时代，开始了。
[本文参考台湾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台北京北书局1967年版；申报主编《最近之五十年》（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申报馆1923年版；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孙中山著《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