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之后：民国历史的正反两面
谈辛亥革命的意义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三地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尽管肯定的理据不尽相同），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改革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那时甚至“民国时期”这个词都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地方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那时都被称为“伪政府”，可见评价之坏。相反，海峡对岸对民国时期自然完全是另一种评价，而近些年来在大陆也出现了不同于改革前的民国评价，甚至出现了一种高度评价的“民国份”现象。
应该说，这两种极端的评价各有其事实依据。一方面，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我国历史上的王朝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也同样，太平天国之乱后从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各省独立？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遗憾应该，苛责则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可贵的，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也不是没有进步，这就是民国史的第二个面相了。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也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经济上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最高水平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应该说也是很难得的。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废墟状态，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外交上从南京政府“改订新约收回利权”的“革命外交”到因坚持抗战赢得国际尊重，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当然更不用说当年新文化的风起云涌和传统国学的云蒸霞蔚，这也都是事实。
尤其是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然而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民初到抗战前人口增速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据侯杨方推算，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3]他指出：刨除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与天灾，仅就相对和平时期与地区而论，那么由于经济社会医疗的进步导致人口变化模式由传统时代的“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发展中阶段的“高低高”（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在中国既不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也不是发生在清中叶传说中的“人口爆炸”时代，而就是开始在民国时期。
走向“党国”：民国历史的第三面相及其思考
以上两个面相使人们对民国的评价一“正”一“反”，通常为两种不同立场的论者所分别乐用。但更耐人寻味的是第三个面相：这个面相所代表的趋势，喜欢它的人与厌恶它的人都不愿承认它始于民国，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从民国以迄于今的连续性，无论好坏它对我们的今天仍大有影响，也是一种引起争议的辛亥遗产。
传统上我们对于“旧社会”有个官定的说法，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意味着“半独立”,而“半封建”意味着“半资本主义”。按通常的说法，1949年以后“半独立”变成了全独立，“半资本主义”却没有变成全资本主义，相反外国资本、民间私人资本都为国有、公有资本所代替，在农村则消灭了地主租佃制，于是“半资”、“半封”都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取代。
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过程并非开始于1949。摆脱“半殖”的过程前已提及：1928年开始的“改订新约，收回权益”努力虽然阻力重重，仍然取得进展，如实现了关税自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列强竞相废除租界和在华特权。抗战末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战后中国军队入越受降与法国抗衡，支持越盟坐大；控制了中缅边界的果敢与“1941年线”外大片地区，更不用说收回台澎，我国对南海诸岛的控制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而1949年后，我国恢复和平，大陆统一，国力逐渐增强，这都为进一步强化中国国家权益和国际地位创造了重要条件。但应该承认，这些条件发挥作用有相当的过程，在1949年后并未立即显现。晚清以来失去而1949年前未收回的土地中，港澳的收回已在世纪末，蒙古和其他俄占土地除了最近得到的半个黑瞎子岛外，都永远失去了。至于1949年前的雅尔塔新国耻：苏联以出兵攻日为筹码逼取旅顺、大连与中东路。1949年以后也仍然维持了几年，斯大林死后才由赫鲁晓夫完全归还。1944年苏联策划的“三区革命”几乎造成“东突”独立，后来苏联放弃也并非因为国共鼎革，而是因为“东突”的伊斯兰倾向苏联难以控制。但苏联虽然早在1946年就改变政策不再扶植东土，却一直在新疆保有对中国主权不利的特殊存在，其遗留问题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才解决。
至于“半封建”，经济上如果指的是土地集中和租佃制，那么它在民国时期一直处在逐渐萎缩中，除国共两党激进程度不同的土地政策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兵荒马乱和土地负担沉重也使得地主经营困难、土地趋于分散，而且分散的程度可观。说到“半资本主义”，从甲午战争到抗战前它应该说有了相当发展，当时“洋务“型的官办企业在萎缩，而外资和中国私营企业（当时中共所说的“民族资本”）成长很快，抗战前已占工业资本的94.2%。尽管外资与“民族资本”在政治方面被赋予不同意义，但它们经济性质相同。而国营企业（中共当时称为“官僚资本”）仅有5.8%的份额。
但抗战开始后就发生了转折：战时国家垄断和“资源委员会经济”扩张，民营企业战争中损失惨重，外资中的西资外撤，日资（敌产）和未内迁的沦陷区民营企业（战后大量被指为“逆产”）被没收，这些“国进民退”政策（中共当时称为“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使国营工业在抗战结束后已占工业资本的一半，超过了外资与民营，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大衰，并向计划经济转型。1949年以后只是延续和扩展了此一趋势。总之，通常认为1949年开始的两大改变：农业自耕化与工业国营化，其实在抗战后已大有进展。
而在政治方面，辛亥以后宪政举步维艰的同时，三次帝制复辟也都失败，而“党国”化进程却不断发展。尤其是1927年以后的南京政府把北洋时期的“军绅政治”向“以党治国”方向转变，也可以说是影响超越1949年以后的趋势。
上述趋势中，从“半殖民地”走向独立自强应该是公认的进步，其他几项恐怕争议很大，但无论褒贬这些事实是存在的，如何解释这种趋势，如何认识这种从帝制走向“后帝制而非宪政”的辛亥前后之谜，是今天我们的一大任务，对中国的未来也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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