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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批准梁思成入党 为何几年没能落实(图) |
| www.sinoca.com 2011-10-09 凤凰网 |
因建筑理念不同跟彭真顶牛
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感受到共产党对自己的重视。他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是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成员，他主持改建设计了怀仁堂，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梁思成可以就具体问题直接向周恩来建言，也常常接受中央领导人的咨询。
刘小石记得，梁思成参加政协讨论回来，曾对学生们兴高采烈谈起过：“他很兴奋，说参加讨论国旗方案时，毛主席早早就过去等着他们开会的人，走过来跟他们握手。他就对比，说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也到北平来过，也把大家叫过去接见。但他们等了半个钟头，来了一阵香气，宋美龄来了。宋美龄站在中间，大家去跟她握手。宋美龄甩了一段英文，后来蒋介石才来。”
梁思成还曾受邀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建设局长，但与对待国民党教育部一样，他谢绝了。1956年，他在给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写信时，曾提及这段经历： “我因为过去没有做过‘官’，也自知缺乏组织和行政能力，又怕做‘官’就不‘清高’了，将为朋友们所讥笑，所以谢绝了党交给我的任务。”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北京市政府委员、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积极参与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北京市长彭真发生过多次争吵。“梁思成曾经跟彭真顶牛，说你政治上比我先进50年，我业务上比你先进50年。彭真说，他越跟我吵，我越跟他好，喜欢他。彭真知道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其实北京市对梁思成很器重的，他的妻子林徽因（1955年）去世，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点劲都没有费，北京市政府把全部工作都包下来了，很友好的。”
梁思成与彭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他曾对林洙提起过，彭真第一次见到他时，得知他是梁启超的儿子，接连引用了两句梁启超的话：“梁启超说，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体国民为主体，现在实现了。”接着又引用梁启超的一句话，进一步表示，“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使他一开始就对彭真有很大好感。
不过，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梁启超就已经作为改良主义的反面人物来批判了。林洙与梁思成结婚之后，梁思成基本上从来不跟她提起自己的父亲，“提的话只是提他童年的时候，父亲怎么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爱国的梁思成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痛斥“美帝国主义”。“那时他确实觉得美国很坏了。前半生和他关系很好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抗美援朝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们出兵朝鲜是侵略行为。梁思成特别生气，他说：我们是为了保卫自己，你们组织联合国军队来，你们才是侵略，过去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敌人。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和费正清通信了。”林洙说。
这时，梁思成为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常委。1951年，梁思成参加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触动很大。
12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梁思成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内称：“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进了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我虽然只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但由于这两种思想的发展，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前者证明我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不是‘超政治’的，而是在行动上一直拥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的，也就是维持自己阶级利益的。后者证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是毒辣的，它对我起了麻痹作用，使我养成了崇美思想而不自知；我的纯技术观点又恰恰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
“大屋顶”理念受批判
在建筑与古城保护上，梁思成有自己的坚定主张。他在这一领域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他与陈占祥共同拟就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方案》（梁陈方案）被否定，他要求保护北京三座门、牌楼、城墙和庆寿寺双塔等文物建筑的建议，均告失败。但在梁思成等人的努力下，北海团城等古迹得以保存。
在梁思成1950年生病休养半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已成为一个‘可有可无、有职无权’的副主任”。但他仍保持了很大的工作积极性。
“梁先生反对拆除古建筑，他不是一般的反对，他知道领导要拆，他也要反对，坚决地反对。不像有些学者，领导说了不同意见后马上就改变立场了，他不会的，他是一个不一般的学者。”刘小石对南都记者说。
1953年，梁思成访问苏联，并借鉴了苏联当时流行的建筑理念，提出“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工作方向。两年之后，梁思成的建筑思想被归纳为“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理念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归纳――“大屋顶”。
在1955年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时，刘小石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当时国家计委提出增产节约运动，批评现在盖房子太费钱了。因为那个时候国家还真穷，所以这种建筑被认为是浪费。这是个背景。”刘小石说，中央为此成立了一个批梁工作小组。刘小石也列席他们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会议。
这个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位于北京日报。工作小组组织了十几个人，在颐和园畅观堂写文章批判梁思成，其中包括刘小石。据刘小石回忆，他们在畅观堂呆了一两个月，最后写了十几篇文章，给郑天翔（时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和彭真看，彭真挑了两篇准备发表，一篇是建设部工业设计院院长汪季奇所写，另一篇作者是刘小石。不过后来彭真又说，这个文章先不要发，因为当时在批二胡一梁――胡适、胡风、梁漱溟，要是再发表批判梁思成文章的话，就变成批“二胡二梁”了，“彭真认为梁思成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就推迟发表。这不是不批，是延缓批判。”
刘小石说，有一个写作小组成员，没有通过组织，自己把文章弄到学习杂志发表，结果挨了一顿批。在这之后，1956年2月，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际，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曾召集梁思成等人会面，将写作组的文章和其他几篇非写作组的批梁文章，拿给梁思成看，告诉他有这么多人批判他。
“梁先生跟我说，万里当时对他说：你可以发言啊，正开会呢。万里拿文章给他看是计划好的，但梁思成发言检讨是没有计划的。结果梁思成半天就写了一个检讨。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彭真找了几个人，有我，还有当时北京日报的社长范谨，范谨拿到梁先生的检讨，说梁先生文化就是高，半天就写得这么好。”刘小石回忆，“梁思成检讨见报后，毛主席看到了，就跟彭真说，人家都投降了，就不要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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