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的车就是“护照”
20多年前，茂名南路已是夜上海的生活地标。
当时，路两侧还是南欧式的雨廊。靠近国泰电影院的路口，出现了上海滩第一家卡拉OK---梦咖啡，乐队现场伴奏，架子鼓旁边放着点歌谱，还可以吃西餐、喝咖啡。晚上9点之后，出租车司机陆续来就餐。徐勇是这里的常客。对话通常这样展开：
老板极力用拗成普通话的港腔招徕：“大虾一对？”
徐勇则模仿着港腔：“---”
“黑啤两支？”
“---”
吉尼斯黑啤，小瓶装，16元一瓶，上海只有两家在卖，红房子西餐馆和这里。茄汁对虾，38元一只。赠送沙拉。两人一顿饭大约100元。女朋友吃一顿，第二天厂里的同龄人全都知道了。
80年代中，《文汇报》发布了一个职业收入排行榜，友谊公司司机排在殿军。这份权威发布成为司机敢花钱的心理背书。
刚刚脱下武装的女性中开始流行皮草。南京路上有一家西伯利亚皮草行。270多元一件中长款的，上海摩登女郎去排通宵。一次，徐勇也去排队。他数了数，队伍中有几十人都是友谊汽车服务公司的司机。
徐勇还在北京路上的友谊商店购置了人生的第一件皮夹克以及一件骚红的滑雪衫，成了小区里的风景。多年以后，同学聚会，大家提起徐勇，还是“那个穿大红滑雪衫的”。
严树东的老婆也喜欢逛友谊商店。女儿的奶粉全部是从这里采购的进口货。买了一辆童车，400元，折叠的、塑料的、大轮子，当时，塑料是高档物。一辆自行车时价约170元。
没有护照是进不了友谊商店的，司机的车就是“护照”。友谊商店、文物商店、玉器雕刻厂、丝绸公司、印染厂、地毯厂等对外服务窗口，都设驾驶员休息室。供应饮料，烟随便抽。文物商店会送一封火柴，5支装的中华烟，一瓶桔子水，中饭发放餐券，可以去其食堂吃饭。
空姐那时候理想的结婚对象还没“升级”到飞机驾驶员，汽车驾驶员更实惠。当时虹桥机场17路，最后一班回市区的车是晚上10点45分。空姐预计飞机晚点，就会从机舱里拿上两盒“红宝”，还有一盒航空点心，利乐包的“红宝”是当时的高档饮料，点心盒里的塑料小刀叉也很耐用，放在航空塑料袋里，站在路边等着愿意搭载她的司机，作为酬谢。这种交换方式，体现着上海人的实惠、精细、人情和公平法则。
航空塑料袋像是暗号，来送机的公务车司机更愿意留下来等航空塑料袋的出现，进行以找对象为目的的义务劳动。
农村来的司机不像徐勇等城市司机花钱玩情调，别人都在消费，他们仍在拉活，没日没夜，一个月的奖金能拿200多元，甚至还有拿800元的，因为他们要攒钱买大件。在老家，县长的房子都没有他们造得好。那时的南汇，凡三层楼的房子，主人几乎全是友谊公司的司机。
“司机”与“开车”不是一个概念
今日许多老司机回忆起那段黄金岁月，最留恋的不是经济上的富足，而是一种职业的自豪感。上世纪80年代之于他们，不仅是理想的，而且是理想主义的。
社会性的公开驾校还未开办。哪个单位需要配驾驶员，就向交通局打申请，在运输公司学。“一方面要政审，另一方面师傅要喜欢你。师傅带三四个徒弟，可能最后只出一个成果，另外两三个因为不喜欢就不要了。”上海接待办车队副队长周宏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学驾驶完全是拜师学艺、手艺传承的概念。
学习通常为期半年，就像上班一样，有活要跟着干。然后实习半年，先拿咖啡色的实习驾照，不得单独载客。正式驾照是红色的。
车辆保养很上心，打开发动机舱盖，必须铮亮。友谊公司的机务队长原先是部队里汽车团的政委，检查前戴上白手套，把盖一掀，眼睛不看，手伸进去撸一把，若手套黑了，“哎，这部车啥人的，扣十块啊！”
“我对所有人更正这件事情，‘司机’与‘开车’不是一个概念。你说你会开车，那可以的，不能说你是司机。司机是个职业。”徐勇对本刊说。毫无疑问，在驾照全民普及的时代，老派司机对这门手艺的骄傲，是他们必须守护的精神家园。
对驾驶技术的垄断，使其地位可与当时国企的党委书记媲美，被戏称为“挡位书记”。上海话中，“司机”就是“书记”。因此，所谓的“好日子”，绝不仅仅是就经济角度而言，地位上的主动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出租车司机可挑选客户，而不是客户挑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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