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生活
林彪的生活和保卫不归我管，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就我日常接触到的和王本有时对我说的，那时林彪的生活比较简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不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
那时候，林彪的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是个共产党员，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从来不说什么。林那一段指明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于睡眠。但平津战役期间，他也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
我听王本说过，在我去之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林彪不知道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副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人事不省啦!刘亚楼听说了，就往林彪这边儿跑，跑来就哭了。医生好不容易才把林彪抢救过来。刘亚楼当场就把那个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以后如果林彪再让你们去抓药，一律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那里负责林彪保健的大夫叫戴济民，他是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是一位老同志，已经四十好几了，蓄了一嘴的小胡子，相当瘦，但身体不错，他在辽、沈、平津战役期间始终跟着林彪。
辽沈战役期间，那时已是十月份了，东北已经相当冷了，他还对我说过，你不要看我年纪大，身体还瘦，但很健康，我一直坚持每天早上用一桶凉水从头上冲下来。我说，那不冷吗?他说，习惯了，也就不冷了。沈阳解放之后，我听说他经人介绍，找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大学生结婚了。以后我曾见过他的这位夫人，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长得蛮精神的。1977年我调回到卫生部工作以后，因为搞清查“四人帮”的事情，有一次，说到一件事，有人提到戴济民。我仔细一打听，就是他，那时他七十多了，不再工作了。我打听到他的住处，还去看望过他一次。看到别后三十年，他身体已大不如从前。过不几年，他就去世了。
林彪在生活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开上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但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有这个条件时是这样，实际上，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过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却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不好动是林彪的一个习惯，连出去散步的时候都少，除了考虑问题，喜欢在屋子里走方步，就喜欢坐着，或在躺椅上躺着。
那时的林彪，性格比较平和、含蓄，有耐性，跟我原来想像的武人性格大不一样。
我到林彪这里不久，出了一次纰漏。1948年夏日的一天，林彪要到哈尔滨吉林街东北局小俱乐部，去接见一批由我党派往苏联学习路经哈尔滨的学生，这批学生基本上都是中央领导的孩子或烈士子弟。
这个东北局俱乐部是过去几个国家驻哈尔滨领事馆集资修建的一个娱乐场所，可以跳舞、弹钢琴、打台球、网球、篮球、地滚球等等。我在东北局工作时，也常去那儿玩。在那里，我常常碰到陈云、李富春、高岗他们，还和他们一起打过台球。开头，我们一见他们来了，就赶快走开，给他们腾地方儿。但他们常常是一个人来，所以不让我们走，要跟他们一同玩。
这次林彪要到那里去接见留学生，本来是王本安排的，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我虽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归我管，所以也就没有在意。等林彪说要走，我出去叫车，才发现麻烦大了，汽车不在，司机也不见，王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我在。我一看这情况汗都急出来了，赶紧给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打电话，请他务必赶快派一辆车来，然后告诉林彪，请他稍等一会儿。
但林彪一看表，只差十几分钟了，晚了就失约了，他不想让那帮孩子等他，他就要自己走着去。从辽阳街一号到东北局俱乐部，要穿过铁岭、鞍山、龙江三个街口，有一里地左右远，路虽不远，但我怕路上安全出问题，就劝他等几分钟，说东北局行政处马上派车来，误不了事。但林彪不干，坚持要走，而且是说走就走，带了两个警卫员就去了。我以为，这回我们，特别是王本，要挨骂了。哪儿知道，林彪回来以后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说。
我在林彪那里工作期间，一次也没有挨过他的批评，一句重话也没有说过，他完全没有武化人的味道。所以我原来十分担心的，怕军队首长脾气不好，甚至有时还骂人的顾虑，慢慢地就完全解除了。我这一段的工作，心情是愉快的。
给中央军委、主席或所属部队的电报，他有时把我找去口授，但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里来找我。他口授完了，我整理一下，他再看一遍，如果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他常常当场亲自动手修改。他一般是不带笔的，所以他总是用我的笔。
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笔帽头上还有一个指北针，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以后，在一个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人手里买的一支旧笔。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比较注意，所以还可以凑合着用。但林彪不了解我这支笔的脾气。他写字用力又很重，所以一戳就一个窟窿，一戳一个窟窿。窟窿戳多了，他生气了，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并且不停地嘀咕：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有一支好笔呢?
这事让我觉得很为难，要自己花钱买一支好笔，没有钱;要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别人以为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拖着。
没过几天，林彪又用我的笔改电文稿，一张纸又让他戳了好几个大窟窿，而且有好几个地方的字迹都让钢笔水污染得看不清楚了。他火了，正好王本那次也在，就高声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让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这回倒好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题。王本告诉四处以后不多久，四处就给我们两个人各发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那时候，要弄到两支新派克笔，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四处是从哪里弄到的。
林彪的手提箱
林彪不爱运动，不会跳舞，也不爱玩，偶尔到外面散散步，算是他的运动了。我记得有一次林彪提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散散步，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私人的王家花园，陪他转了一两个小时。那次我们还不期而遇碰到了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延安整风学习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凯丰。
高岗因为他是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碰到礼拜六了，有时就打个电话来，问问林彪想看点什么节目。而林彪从来不讲什么意见，总是让我们回话说， “就请高岗同志定吧”。有一次，高岗打电话来，说礼拜六晚上准备看京戏，他想点《游龙戏凤》和《花田错》，问问林彪还想点什么折子戏。等我去问林彪时，他还是那句话“请高岗同志定吧”。而那天晚上，林彪根本就没有去，他让我们告诉高岗，他有事，不要等他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本，王本说，高岗就爱看这些臊玩意儿。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他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我曾看过里面究竟装些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其实箱子里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比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削好了的红蓝铅笔。那时的书，都是竖排版的，在书中林彪认为重要的地方，都用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叶群说当了秘书才好找老婆
在辽阳街一号，叶群是最闲的，基本上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也许是闲来无事，也许是要同我这个新来的秘书熟识些，我到林彪那里不几天，叶群曾跑到我办公室来闲谈过几次。
头一次闲谈，她就提到她在《东北日报》看到了我的一篇文章。她还说，你发表在《东北日报》上的文章我看到了，写得很不错嘛。我说，这哪里是什么文章!那是洛甫（张闻天）同志派我下乡作些调查，口头汇报后让我整理出来，我也不知道要送《东北日报》发表，我也是登出来以后才知道的。
还有一次，叶群又跑到我办公室里同我聊天。聊了一会儿，叶群就问我，听说让你来当秘书，你还不愿意来?
我一听，就把我同张闻天两次谈话不愿来的理由说了一遍，并且说，就是这些原因，确实不是出于别的考虑。这时候叶群说了一句话，她说，唉!你这个人!你不是还没有结婚吗?给林彪同志当一段秘书以后，也好找个对象嘛!
我听了以后，心里十分反感。如果我不给林彪当一段秘书，镀镀金，一辈子也找不到老婆似的。叶群一说完，我当下就沉下了脸，但强忍住了，没有同她顶撞。这时叶群大概也看出来了，就说，好了，好，不谈这个了。站起来就走了。从这件事情起，我对叶群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那时的叶群不担任任何公职。豆豆和老虎还小，豆豆不过四五岁，老虎才两岁多，她家雇了一个小保姆，叶群就在家里照顾林彪的生活和照管两个孩子。这给我的印象也不太好。当时的情况下，东北形势紧张，大家都在非常紧张地工作，两个孩子有保姆照顾，林彪的生活又专门有个秘书在管，她一点工作也不做，我以为不怎么合适，哪怕在哪个机关挂个名，不一定坚持天天上班，她也不应该在家当官太太。
不过，那时叶群请了一个“白俄”，每周来两三次，教她学俄文。偶尔，叶群也在老师的帮助下，一个月两个月翻译或摘要翻译一点苏联《真理报》的社论或重要文章，我是在《东北日报》上看过她发表的译文的。
那时候，叶群就有好乱插手的毛病，我和王本都有些烦她。我还好一点，是管政务的，叶群无从插手。但王本管生活，许多事情离不开叶群，常常叫他左右为难。
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之前，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是季中权，过去我们不认识，我到林彪那里以后，听王本偶尔说起过他。1977年我调到卫生部做副部长，第二年夏天季中权也被调到卫生部来，开始是卫生部党组成员，1979年又提起来做卫生部副部长。我们有时谈起当年给林彪当秘书的情况，我们两个对当时的林彪和叶群的印象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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