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任第一天
五天以后，我到辽阳街一号林彪的住处去报到。与我同去的还有我的警卫员郭珍。
辽阳街一号也是一座平房，它带有窗子在外的地下室，地下室上面大概有七八间房子。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有五六间。要进入房间，得登五六层水泥台阶。不过，院子比较大，有一二十棵树，还种了一点花，院子中间，有一个水池子，点缀着假山石。院边周围有一道木板墙，比较高，大概有两米左右，刷着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是看不到院里的。有一扇门，但紧闭着，看样子是供汽车出入用的。大门旁边，有一道小门，专供人们出入。
辽阳街一号院距龙江街我的住处很近，不过一里地左右的路程，过三个街口就到了。我敲了敲门，一个警卫把小门打开了。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来给首长当秘书的，我叫谭云鹤。他一听，也没往里面通报，就让我进去了。
我进了院子，正巧碰到叶群。她一见我，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我猜你这两天该来了。接着叶群又喊负责林彪生活、警卫的秘书王本出来，给我们彼此介绍认识。之后，叶群吩咐王本，把我和警卫员连同我们的行李，从房子的侧门领到给我安排的宿舍，就对我说：“我带你见首长去。”
林彪的会客室也不大，大概不过30平米，摆了几个沙发和几个茶几，没有什么摆设。
我一走近客厅，叶群就喊：谭云鹤同志来了，谭云鹤同志来了。
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林彪从卧室出来了。林彪见了我，叫我坐下。这次见面，林彪没有什么客套，上来就向我交代我的具体工作。林彪说，你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电报。特急的、重要的，特别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收到后随时送给我。一般的电报，早饭后、午睡后、晚上睡觉以前送给我就可以了。我给下面部队或给军委、主席发的电报，我找你或者我到你办公室来口授，你记录整理后，我认为可以了，然后再派人送给罗荣桓、刘亚楼，有的还要送谭政审阅。退回来，看他们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如果没有，你就直接派人送到机要处发了就行了，如果有修改，你得让我看看。
林彪交代完，看我领会了他的意思，他就让叶群领我去安排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那时候，我的行李很少，除了一套被褥之外，有几件换洗的衣服，那几件衣服就塞在一个布袋子里，晚上当枕头。还有一个小箱子，装点书籍和日用品，再就是一把小提琴。
可难办的是，在林彪这里我安排不了我原来的警卫员郭珍。郭珍是我搞第一批土改时在密山县半截河带出来的积极分子，跟我已经三年了，也是共产党员。我原想让他继续在林彪这里当警卫员，而且他符合条件。当时给林彪当警卫员的都是从关里来的老战士，经过司令部严格挑选批准的。王本就过来劝我说，你就让他回去吧，在这里，我们有什么事情需要警卫员干的，都可以让警卫班干。
没办法了，我就给江北局行政处长申力生写了张条子，请他给郭珍另外安排工作。郭珍就拿着他的行李，带上我给东北局行政处写的信去了。郭珍跟了我三年，我们相处得有点感情了。郭珍临走时，眼泪哗哗的，低着个头，一句话也没说。我只好安慰他几句说，如果你的工作安排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来找我。但以后他再没有来过，直到1953年我到松花江省委当秘书长，打听到因为他只念过两年小学，没有文化，只好在省工业厅当收发。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已经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孩子。但第三年他就得癌症去世了。
我当过县委书记，在部队属正团级干部，王本是副营级干部。起初我还以为都是当秘书的，伙食标准应该没什么两样。可我一看警卫员给我们打来的饭菜，发现王本的饭跟我的不一样。我就想把我们两个人的饭菜放在桌上，两人一起吃。但王本不干，说了几次，以后他干脆让警卫员把他的饭送到另一间屋子，他自己吃去了。我看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他的。
我和王本都没结婚，所以，我们两个单身汉就住在一起，外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办公室。但王本是管生活和警卫的，他也没有多少时间坐在我那里办公，一天东跑西颠的，那间办公室实际上主要是我用。刚来的时候，看到办公室的墙上，除了门窗以外，挂满了军用地图，还插有标明敌我两军位置的长方的、三角的红、蓝色的小旗，觉得很新鲜。
王本在林彪这里工作了好几年，并且原政务秘书季中权调走后这一两个月，文电的处理都是由他兼管的。虽然这一两个月，部队休整没有打大仗，没有在战争环境中当秘书的经验，但他对秘书这一套还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向王本请教，学习如何处理文电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具体办法，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如何区分平电、急电、加急、特急、绝密电报，签发电报的手续过程，满墙的军用地图上的红蓝标签如何使用，等等。很快我也就掌握了。
初当秘书我有点不适应
刚到林彪这里，与在巡视团相比，我显得有些清闲。除了处理文电，日常工作就是摆弄地图，也就是根据各方来电所涉及到的敌我态势，随时将敌我两军的位置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出来。
总部获得敌情、我方的渠道主要有三个，一是所属部队的报告，二是中央军委的通报，三是在空中截获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向其部队发布的命令。当时我们都是用红蓝两种颜色纸作标记，我军用红色、敌军用蓝色，军级（纵队）用长方形，稍大一些，师级用三角形，稍小一些，用毛笔写明何军何师（如XXA就是 XX军，XXB就是XX师），沾在大头针顶部，随时往地图上插，倒也十分方便;并且一看地图，就对敌我两军态势一目了然，很便于指挥作战。
现在拍电影，往往是在地图上用红、蓝色粗红标明敌我两军的位置，用红、蓝色箭头标明敌我两军攻防态势。实际上林彪指挥作战，除打锦州、打天津的时候，在战斗展开之前，由司令部画出这种地图，很多情况下，因为战斗行动开展之后，情况瞬息万变，特别像歼灭廖耀湘兵团这类的运动战，不可能来得及画出这种地图。
电影里演林彪发电报，好像拟好了电文稿就随随便便地发了，其实，没那么简单。林彪收发电报有两个牛皮做的电文包，其中一个装林彪口授的电文。每次林彪口授、我记录好了之后，在发电之前，都要请罗荣桓、刘亚楼或者加上谭政审核一下，那我就得把电稿装到电文包里，上上锁，然后派警卫员送去。他们的秘书，也都各自有一把开这个锁的钥匙。在他们退回电文稿时，也得锁上。他们退回后，我再打开，看有没有不同意见需要修改，如果有，我得给林彪看，他看完了，定了稿，我再把电文稿装到另一个电文包――专门对机要处的，加上锁再派警卫员送机要处拍发，机要处也有这个锁的钥匙。罗荣桓他们也有自己的电文包，我这里也有开他们电文包的钥匙。每次发报，只要不是以林彪个人名义发的，都得走这么个过程。
到林彪那以后，开头我觉得心情还好一点，有大量的材料要看，还得要抓紧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仗打起来了，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过去的资料了，所以还觉得颇为紧张。不久，过去的材料都看完了，秋季攻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辽沈战役，迟迟没有打起来，就觉得闲得无聊了。
有一次，林彪到我办公室，我们闲聊起来，他问起我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我说现在事情不多，我这个人闲不住，希望能多做点事情。林彪想了一下说，那你就先帮我办两件事，一件是每周不是要向军委、主席写一次军情简报嘛，以后就不由我口授了，由你负责起草;第二是，现在有些人老让我题什么词，你可以帮我考虑一下，题些什么内容，可以提出几种设想，供我选择。以后就这么办了。
“军情简报”一周才写一次，我一两个钟头就完了;至于找他题词的，更不是经常有的事，我记得那时东北军区出了一张报纸，叫《前进》报，请林彪题写刊头。林彪到我办公室里用毛笔写了四五张，写完以后，自己端详比较了一下，然后让我帮他看看，哪一张写得好一些。我选了一张，说，我看这一张更好一些。他又端详了一下，说，好吧，就这一张。我打电话让政治部取走了。还有一次，是给哈尔滨市八区公园的烈士纪念碑题词，我帮他拟了四五条不同的题词供他选择，最后他选了“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一条，也是写了四五张，让我帮他选了一张送去了。
由于我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又没有当过秘书的经历，一时还不能正确判断电报的紧急程度，我刚到林彪那儿半个多月，就因为我经验不足，惹出了一件让我感到挺尴尬的事情。
一天中午，我收到一个纵队来的一份特急电报，反映该纵当前敌人的新动向。当时林彪正在午休，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要不要马上给林彪送去呢?送去，怕影响林彪休息，不马上送去吧，又怕误了大事，最后还是送去了。
我推开林彪卧室的门，看见窗帘拉上了，我就一边说来了一份特急电报，一边打开了电灯，这才发现林彪跟叶群正睡在一起呢!这一下子弄得我那个狼狈不堪呀!我原来以为中午休息，他们大概是分开睡的，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况。
正在我左右为难，马上退出来不好，不退出来也不好的时候，林彪倒先开了口，打破了尴尬场面，他问我：有什么事情?我红着脸在那儿简单地说了两句，林彪说，这个事不用忙，下午再处理。我一听这话，赶快关上灯，把房门带上，退了出来。正在我带房门的时候，我听见叶群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急的，讨厌! 林彪倒什么话也没说。
从此以后，我就更加小心了，并且时间一长，我也能基本区别轻重缓急了。下面来电，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大事，非常紧急，动不动就是特急电，到了林彪这里，多半都可以先放放。后来我也明白了，要是上面来了特急电，我都要马上给林彪送去，那林彪也就不用休息了。
第二号、三号人物
常来辽阳街一号找林彪的人，没有几个，除了高岗，大概就是东北野战军的第二号人物罗荣桓，和第三号人物刘亚楼了。
就我个人观察，林彪与罗荣桓的关系非常和谐、非常默契。林彪很少到罗荣桓那里去，罗荣桓经常是自己来找林彪，如果有什么问题，两个人一商量，就定了。而且，两个人各有分工，各负其责，从来都互不干涉。
林、罗在东北合作，是从1947年5月正式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从苏联治病回来，到双城去看林彪。林与罗见面，两人谈得很愉快。林彪就请罗荣桓留在双城，罗也一口答应了。林彪马上给毛主席打电报，说我见到罗荣桓，我主张他在前方同我一起工作，他也同意，后方仍由高岗主持。
罗荣桓一来，管起了政治思想、后勤补充、干部配备工作。林彪一下子就省心了。过去林彪既要指挥作战，又得做政治工作，整天忙得四脚朝天。有了罗荣桓，情况就不一样了，林彪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指挥打仗了。
刘亚楼与林彪的关系很好。林、刘也算是老上下级关系了。刘亚楼一当兵就在林彪当军团长的红一军团，16岁就当了营长。1937年，刘亚楼去苏联留学。一年后，林彪因伤也去了苏联，两个人又在莫斯科见面了。没过几年，苏德战争爆发，刘亚楼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司令部，作少校参谋去了。以后，刘亚楼随苏联红军到了大连。在大连罗荣桓见到刘亚楼，一看刘在苏军当了几年参谋，有经验，又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就推荐他给林彪作参谋长。
罗荣桓推荐刘亚楼当参谋长，算是选中了人了。刘亚楼一到，司令部的建设、参谋工作，立刻有了改观。
原来如此
林彪考我的第三天，我还没有办完移交，东北局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报告会，当时只通知是听林彪的报告，没有通知是什么内容，我也去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见到林彪。
会议开始后，我就听林彪说，我今天讲一个国际主义的问题。接着他就说，“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我一听，才恍然大悟，原来前两天林彪叫我记的，就是今天他作报告的腹稿。当时我看到他只拿着几张纸，是个提纲性的东西，讲话时偶尔看一下。
为什么林彪要作这个报告，这有它当时的背景。
当时不光群众，也不光是干部，甚至在一部分相当负责的同志当中，对苏联出兵东北后的表现很有意见。比如，把鞍钢和沈阳的有些设备拆下来运走了，甚至把北安到黑河的铁路都扒掉运回苏联;还有，一些苏联红军，违犯纪律，乱拿乱收东西，甚至强奸妇女，等等。觉得这不像个伟大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所应该干的。大家很有情绪，很有意见。所以东北局专门请第一书记、东北军区第一把手林彪作这个报告。
我给林彪当秘书这一段，他让我去起草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甚至各师（个别情况下，林越级指挥到师）的电报，他都事先思考得很仔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出口成章，这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打起仗来，他可以在满墙的地图面前，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他觉得考虑好了，就让我去，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我记。简单的，当场我再念一遍;重要的，或者比较长的，我就整理后再送他审阅定稿。所以，我这个秘书也是比较省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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