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文革中的遭遇
1966年8月19日的夜里,大约十点半钟,二三十名戴着“新北大红卫兵”臂章,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服的青年男女冲进院来。其中一个女红卫兵野蛮地抽出腰上的皮带,高举在手,喝令章士钊到院子里去。家属在旁求情,说他年纪大了,晚上外面风大,能否有话就在屋里说。来人哪里容得,抓起章士钊就往院里拉。一群红卫兵挥着皮带不停地历数他的“罪状”,说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说他是老混蛋,并命令他低头认罪。章不肯低头,只是默然不语。他们就上前按他的头,要他站好不许动,然后一窝蜂似地拥向客厅,到处翻箱倒柜,把大批珍贵古籍线装书扔在地上。甚至还钻进天花板里搜寻。
将近两个小时的批斗会结束后,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被女儿扶着走进卧室,他精疲力竭,躺在床上,说:“我累了,要歇一会儿。”
大约过了半小时,他缓慢地从卧室出来到书房,端坐在写字台前,说“拿纸笔来。”女儿章含之不知他要干什么,让他休息,明天再写。他不动声色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第二天早晨,信送出了,他在信中告诉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家并斗争了他。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转批给总理落实办了。9月1日,收到主席的亲笔复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同一天,总理指示301医院接受章士钊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而且拟定了一批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
三个月后,章士钊从301医院回家,因受到毛主席的保护,可以在家闭门读书写字,整理《柳文指要》的手稿,度过了一个清静的元旦和春节。
不料,社会上又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并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见此情形,章士钊甚感不安,他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要把中国毁掉。”因此,1967年3月初,他又给毛主席写信,劝他与刘少奇团结,不要打倒他,国家需要安定,切不可乱。随后又给刘少奇写信,大意说他不信外面对刘少奇的诬陷不实之词,但大局为计,建议少奇同志作检讨。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像章士钊这样敢说老实话,而他一生都是这样率真,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先考虑自己,也不会阿谀奉承。
1971年9月,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一百多万字的《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用文言文繁体字公开出版。其间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提出过意见供著者参考。据说,康生为审查此书,曾在宾馆住了两个月。可见当时对此书出版之慎重。《柳文指要》出版后,章士钊非常高兴,积数十年之心血,不意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能出版,真是天之大幸也。
③ 客死他乡
《柳文指要》的出版,使章士钊倍感安慰,然而自从1970年奚夫人去世,年迈的章士钊开始感到越发的孤独,渐渐地萌生了去香港看望他的另一位夫人殷德贞女士的念头。可那时的香港,和大陆尚未通航,因为怕他身体吃不消,所以被章含之和周总理劝阻住了。
后来,毛主席听说了此事,认为应该圆了章老这个心愿,正好也可以在香港见一些台湾的老朋友。大陆与台湾恢复来往,章士钊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佳人选。因此1973年5月,受毛主席之托,章士钊在92岁时乘专机远赴香港,与国民党秘密接触。当专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落地时,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遗憾的是,由于气候不适,章士钊到港即病,卧床不起。7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九十二岁,再也没能回到他安度晚年的四合院。
2/见证章含之与乔冠华十年风雨相依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史家胡同也正因她的著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而声名鹊起。
章含之的身世颇为传奇。她的生母解放前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售货员,年轻时非常漂亮。因地位悬殊,与她的生父并未正式成婚。章含之出生后,她的生身父母对簿公堂,然而父亲却只愿支付抚养费而不愿负责任,母亲愤怒之下,欲将她送给黄包车夫抚养。最后,身为辩护律师的章士钊收养了这个女婴。
1949年,章含之随养父母从上海迁居到北京。也是在这年的一次圣诞舞会上,年仅14岁的章含之认识了才华横溢的北大才子洪君彦。二人经过了8年的爱情长跑,于1957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60年,章含之和丈夫一同随父母搬进了史家胡同这座古老的四合院,不久章含之怀孕,1961年妞妞出生,让一家人都欣喜若狂。
然而在文革那样疯狂的年代里,人的感情也经受着艰难的考验。这对青梅竹马的夫妻,也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二人感情破裂,最后于1973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早在1971年,还在外语学院当老师的章含之,被毛主席点名调入了外交部,也因此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相识。22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阻止两人的相知相爱,在随后的艰难岁月里,谱写了一段爱情传奇。
当年,乔冠华是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明星,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赫赫功臣。两人的相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章含之在书中曾经回忆道,那是1973年5 月,国务院管理局对这座四合院进行大修。章含之暂时搬到前院传达室安身。那时,她和乔冠华正在恋爱,他们就在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丝毫没有阻碍感情上的完全融合。
然而那时的中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乔冠华更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
此后的一段时间,乔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章含之和乔冠华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也转入了“半地下”状态。
那时还有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也住在史家胡同,51号院在西头,仲曦东家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于是每当乔冠华晚上来史家胡同51号,他就同仲曦东讲好,由仲曦东通知部值班室说乔冠华在他家,大约×小时后回家,有文件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仲曦东打电话到章家,再由乔冠华给部里回电话。实在有急件要批,仲曦东就只好要乔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住同一胡同,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
1973年12月,乔冠华与章含之终成眷属。开始时,曾想尊重习俗,章含之搬到史家胡同55号外交部为乔冠华装饰一新的新宅。周总理听说后,考虑到这样一来,就无人照料章士钊先生的故居,因此劝说乔冠华搬到了史家胡同51号。
由此,史家胡同51号也见证了两人风雨相伴的10年光阴。章含之在书中常常忆起:“从初夏到深秋,我们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冠华统计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银色的月光下,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势,脸上常常有一丝淡淡的伤感。我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然而,又有几个人看到过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乔冠华?他是那样沉静,那样柔和,而且那样的忧伤。这时的乔冠华,只有这深深的四合院与我一起陪伴着他,聆听着他倾吐内心的感叹。”
1983年,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独自守着这座四合院,直到2008年1月26日,永远地离开。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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