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体制越来越远
在一片萧条中，我也看出了在法制日报社不能再呆下去了，这里已没有让我领一份工资之余，悠闲地阅读、写作的空间。2008年10月，我告别了圈 养的记者生涯，调入教育部所属的语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社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同年12月，教育部下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语文出 版社，组建成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成为中国出版业中实力最强的集团；2011年3月，以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三大出版社为发起人，成立了股份公司。
我先从公务员变成事业编制的记者，再成为企业的一个职员。离体制越来越远了。但细究起来，我似乎并没有真正告别体制。今日之中国，敢说自己真正告别体制的又有几人？
观察今日中国社会，一个人和体制关系的远近，我以为不能完全看其身份，按理说，公务员身份是完全体制内人，再往下，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如高 校、研究所，再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如一些官方媒体，然后才是有官方背景的企业。但这种谱系过于简单化，一个冷衙门的司长和一个中石化、中移动的高管， 谁和体制更紧密？
我以为，当下要观察一个人、一个机构和体制的远近程度，不看其身份、机构性质，而是应从利益考量，谁能从体制内获得更大的利益，谁就离体制更近。如此，一个没多大权力的公务员，远不如一个开办私营企业的官员亲属和体制更亲密。
而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感觉到体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越来越强势，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体制的“功利性”也越来越强。我的前东家如法制日报这类传统 的官方媒体，论身份其乃“天潢贵胄”，但其作为媒体的影响力下降，即不能有效地帮助体制“引导舆论”，体制更青睐那些从草根打拼逐步壮大、按市场原则运行 的网站……如此，你能说法制日报比新浪、百度更“体制化”吗？
所以，我一直认为凭一个人、一个机构的身份来分畛域、别门户，来做体制内外的比较甚至是道德上的评判，在今日中国实在是盲人摸象。今日年轻人挤 破头想当公务员，无非看到体制内人在占有社会资源上更有优势，但体制的“功利性”决定着取得这种身份未必就获得人生的一道保险锁。而我自己二十年来一直不 能彻底告别体制，也不会自认为怯弱而惭愧，九州之大，究竟你哪里能逃得了体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人要有底线，人是趋利的，但要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 因为利益出卖了良心。如此，不管身在何处，不管体制将来如何变化，自己起码能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翟晖（化名）
翟晖
生于1970年，上海人。1991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日语专业。曾在多家日企工作，现为上海对外服务公司国际人才培训中心培训师。
运气最好的一届
我们这届是运气最好的，什么好事都赶上了，比如第一次不参加全国统考，最后一届只缴50多元的学费（下一届就翻成好几百了）；毕业时是岗位等我们，包分配，和老师关系好点还可以挑挑拣拣，后面的几届运气都没这么好了。
那时候中国刚刚启动对外贸易，外语系的毕业生最吃香。我们商务日语班三十五个人，五六个劳务输出去了日本；五六个去旅游公司当了导游；我和几个同学通过外国航空服务公司，进了日航；余下的大都进了外贸公司、服装进出口公司、木材进出口公司这类的企业。
跟现在一样，大家出来工作了都想着要赚钱。当时很多日企来中国建厂，需要培养一批未来技术骨干，招来的新人一般都要先去日本实习个一两年。那时 出国可是件神圣的事，一般都是表现好的人才有机会。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想去那边，我当时就比较犹豫，因为是家里独生子，家人也不想我出去，于是就留在虹桥 机场做日航的货运工作。
当时，日航的每月工资里还有五六百的兑换券，在黑市上这些能换到七八百元人民币。在1990年代这样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两万人民币。在一些指定地方，兑换券还可以买到特许商品。
那时候外企的工作很有面子，给的钱也多，差不多是国营单位的两三倍。日航每个季节还会发两套服装，我现在还保留着呢。衣服都是量身定做，手工缝 制，面料非常好。发的羽绒服到现在都还没有钻毛，皮鞋则是法国货。当时我们穿着工作服出去参加活动，都会有人过来问，你这身衣服哪里来的，感觉非常自豪。
不过，我并不算是拿钱多的，多的是做导游的同学。那时候中国旅游市场刚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玩，导游就成了肥差，有个行话叫“打枪”，比如 日本人喜欢中国字画，卖给他们一幅可能五六千，其实成本也就几块钱，导游可以从旅游商店那里拿回扣。这样下来，收入高一些的导游一个月能赚到两三万兑换 券，那可是天文数字啊。
在我们毕业那会，体制内的机关单位和国企，很少有人会去。邮局供电所什么的，会觉得被人看不起，税务局又觉得劳心劳力。现在的电信企业牛，当时更没人去，因为别人遇到你就会说“你他妈的还在装电话呀”。当时去这些单位的，大都是成绩不太好或者家里没啥门路的同学。
在收入上，国企更是完全没有竞争力。不是玩笑，当时一个在外企门口做接待的小姐赚的都比国营单位的科长多。1996年，科长能挣1500元，外企前台小姐拿2500元，2001年科长涨到三四千，前台小姐已经是六千了，还是没法比。
疯狂跳槽
跳槽的事情，毕业后两三个月就出现了。那时候跳槽，不知道要比现在容易多少倍，体制外的吸引力太大、机会太多，你不主动找，别人会找上门来。处 朋友谈恋爱我们可能比现在保守，但跳槽的胆子绝对比现在大。尽管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还是会跳个不停，没跳过槽的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个另类，是没本事才不跳。
用人单位也不大看什么忠诚度，想跳槽到外资，只要你外语好，面试用外语跟他们对一段话，基本就可以了，专业什么的不重要。那时候的大学生真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自恃都很高。?
大家跳槽也频繁，基本每个人都有过三五次的跳槽经历，甚至有一年跳五六次的。我有个同学毕业去了皮鞋厂，做了半年不到，觉得单位不好就进了一家 台湾人的小公司搞小杂货，一年后觉得自己羽翼丰满了，又出来单干开公司。这种情形在当时很普遍，尤其是在外贸公司工作的，很多都是做熟了把客户带走，然后 自己再做老板。混得好的人现在已经有了上亿身家，混得不好的手下也有六七个人，过着不错的小日子。
我在日航干了一年之后，就又换了两家航空公司，后来又去了一家日资公司。换工作的经历大同小异，别人介绍牵个线，简单跟对方谈了谈就基本定了。 其实，这么多年来，大家找工作标准一直都没多大变化，比如钱多，轻松不要太累，最好还能有人求着你办事，中国人都喜欢这种感觉，觉着自己是个爷，有附加好 处。比如那时我干货运，航线紧张，很多货主都会主动找我送东西请吃饭什么的。
现在的毕业生，选择工作时可能还会考虑是否稳定，因为竞争和压力太大了，但我们那会确实都不考虑这事。我们的父辈也都是刚刚经历从保守转向开放 的变革期，不过他们对子女的跳槽并不担心，因为工作机会确实很多，我们父母手上都有很多可以就业的机会，再不济还有个“顶替”（子女接父母的班）。当时我 父亲在上海手表二厂，我想进去很容易，不过他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外面的工资这么高，为何不去闯一闯呢？
虽然跳槽很频繁，但当时办人事手续还是比现在复杂得多。原单位一般都不会让你走，但大家也都有办法，狠一点就是旷工、跟领导吵；软一些的办法是给领导送礼，请他放行，因为要经历很多折腾，不少人还是担心自己的档案上可能会有污点。
其实，单位不想顺利地放你走也有情可原，你想想，那个时候大学生本来就很少，好不容易从学校把你要过来，基本上都是被当作培养对象的。如果你听话，在单位窝个5年，不出意外都能混个一官半职。
不过，即便手续复杂，体制外的诱惑还是让你没法拒绝。你只要想想这个场景就会动心的：国企夏天的办公室，没有空调，五六层楼梯爬上去一身臭汗，破破的老式办公桌，端着个破茶缸子泡水喝；外企那边呢，电梯，空调，阿姨帮你泡好了的咖啡。你能不心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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