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企到公务员
1993年6月25日，兰州至北京的火车上，一个车厢几乎全是兰大分配到北京的毕业生。那一年，兰大950余名本科毕业生中，去北京工作和读研的大约有170多人。
一天两夜的硬座，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疲倦，我和管理系、马列系的三位哥们打纸麻将赌啤酒，酒酣时，那位马列系的兄弟弹起吉他唱起歌……我们对未来在北京的日子无限憧憬。
我们四人都分到企业，但现在，除了一位管理系的兄弟还留在那家国有上市的建材企业任副总经理外，其他几位全离开了，而那位弹吉他的兄弟成了水利部的一位处长。
报到后，我发现所谓的“东方电子集团”半年前还是“国营774厂”，负债累累濒临破产，新上任的老总申请到债转股试点，刚刚进行股份制改造。企 业处处可见破落之象，尽管老总每次和我们这些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座谈时，都会描绘一番上市后的繁盛，但我们多数人认为，那是画饼，这样一家资不抵债的大企 业能上市圈钱？难道股民的眼睛瞎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我们的预计实在太保守了――这家公司不但在深交所上市，而且成为北京市国有老企业转型的典型。
当时我在企业的公关部，和一个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女生负责内刊编辑。刊物在相距三里路的法制日报社承印，因此我每周都得去该报社两次。《法制 日报》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不少记者已经有私车，连照排车间的录入、排版人员都是一水的漂亮小姑娘……我当时想，如果成为这家报社的记者该有多好，但也仅 仅是想想而已，我知道从一家工厂调到这样一家报社，没有特殊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东方电子呆了两年后，我自认为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此地不宜久呆。反正有了北京户口，想办法逃离吧。那期间，我参加了包括北京青年报在内的 数家媒体招聘考试，一听说只能是聘用制，档案挂在人才中心，单位不解决住宿，我又打退堂鼓了。刚刚工作两年的我，根本不敢想去租房，认为单位解决宿舍是天 经地义。
机会又来了，1995年夏天，中央国家机关首次向社会招考公务员。因为是首次，所以竞争并不激烈，经过笔试、面试，1995年10月，我成为国 家司法部政治部的公务员。和我同年分配到东方电子的120余名大学毕业生，两年后已经走掉了80余名，但大多数是去外资、合资、民营企业，亦有自己创业 的，仅有四人报考公务员，包括我在内的三人被录取。
远在湖南农村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子成了“官家人”，自然高兴，但生活质量并没有什么改变。那时候中央财政很紧，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待遇很差，居住条件也不好，许多处级干部还两家合住一套小两居，我每月拿到的薪水不到我新婚的妻子一半――她在一家中日合资企业。
当时司法部的办公地点在北京霄云路旁边的霞光里，买了一个村委会所盖的五层宾馆，自己再加盖一层。该处尚是城乡接合部，站在办公室窗前，能看到 东面杂乱无章的平房，多数租赁给外地务工人员，村里的大爷大娘常常坐在大门前聊天。如果不是站岗的武警和门楼上的牌匾，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国家一个部委衙 门。
到1996年5月，部委机关终于搬迁到朝阳门南大街的新办公楼。我刚调入时，听说了广东一带流行的段子：父母教育孩子：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只能去当干部……似乎当公务员是没本事的表现。
但作为一个穷地方走出的农家子弟，我已经很满足，似乎在这种大衙门，总有一个不错的“前景”在等着我：房子会有的，级别也会一点点往上走。如果不是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我很有可能就会熬成一个庸吏，主任科员、副处、正处、副司……直到退休。
1997年，我参与司法行政系统一个全国重大典型的宣传工作。这位典型是河西走廊的一个贫困县的司法助理员，为此，那一年我五下甘肃。
那年9月下旬，我陪这位典型去山东巡回讲演，那一趟火车除了我们这个典型事迹宣讲团外，还有刚刚开完党的十五大代表。从北京到济南，这趟车来来 回回就播两首歌《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因此，至今为止，我印象最深刻的两次党代会一次是十五大，一次是1987年的十三大。
分流
1998年春天，中央政府换届，朱基当选为总理。那一年“两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各部委机构改革，将裁掉大约一半的公务员编制。
“两会”结束后，整个部机关的干部变得躁动不安，有关分流方案的传言很多。作为主管人事工作的政治部，更是处在风暴的中心。尽管按照上面传达的 文件是要“减员增效”，要淘汰一些工作能力不强、年龄偏大的公务员。但随着这项工作的推进，我发现像我这样年轻而无背景的人最有可能首先拿来开刀。因为领 导一再在动员中吹风：年轻的干部适应能力更强，重新选择职业完全来得及，而且部党组会提供许多有利条件。如果我是决策者，也会这样做。
反正党中央国务院给的硬指标就是裁掉47%，至于裁掉的和留任的公务员年龄结构、工作能力以及是否有利于改革目标，则标准很模糊。如果裁掉的公 务员，多是年龄偏大而又离退休尚有相当年头的人，如何安排确实是个问题，弄不好就会影响“稳定”，对为官者来说，悠悠万事唯此最大。相对来说，让年轻人 走，反弹力会小得多。
尽管我是1997年全机关的“优秀公务员”，但在如此大的变动下，被分流应属正常。还好，在离开部机关前，分配到一套福利房，算是三年半公务员生涯的一点补偿。那次分流，我所在的政治部70后公务员，只留下一名。
最有意思的是，“分流”工作开始时，政治部专门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一位西南政法毕业的年轻公务员被选为小组的工作人员，因此那段时间常有各司局 的同龄人向他打探消息，而他做神秘状。有一次我看不惯，说了句：“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小组就万事大吉，弄不好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果然他也被分流 了，不过痴心不改，通过运作后来调到另一个部委了。
我面临的分流选择大致有三种：一，参加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为中央机关分流干部专门办的学位班，学完三年后拿上学位组织上再安排就业，期间 所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变。这一条被我否定了，我觉得除了一张文凭外不会有太大收获，而且三年后人事已非，很难指望组织还能记得当初的承诺。
二是参加本部组织的法律事务研修班，结业后通过一个专门的考试拿到律师资格，找个律所执业……当时还没有全国司法考试，律考是难度最大的资格考 试，此种为解决分流人员的“法外开恩”算是难得的机遇了，但我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的，即使有律师资格，去法律服务市场食，信心不足。
第三就是分流到各直属单位，我选择了当时含金量最高的法制日报社。作为司法部代管的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在几大中央级报纸中，发行 量、影响力以及员工的待遇都是相当不错的。1990年代业界曾有一个顺口溜：“人民的牌子，光明的调子，军报的房子，中青的稿子，法报的票子……”我想到 几年前在东方电子办内刊去法制日报社照排车间的那个梦。现在梦已成真，因此对离开部委机关并不算太失落。
那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一开始，领导在传达文件时说一定要避免“越精简越膨胀”的恶性循环，而且说要逐步推广到党中央的机构和省、市一级的党政机 关。但后来事实证明，党的部门基本没有触动，省、市一级的机构改革几乎没有启动。――自古中国官场，人事方面的大变动涉及的利益方最多，最复杂，因此阻力 也最大。在没有其他政治制度配套的情况下，想仅仅通过人员精简而达到改革的目的，是很难的。
这次机构改革后不到五年，“公务员热”逐年升温，不少在精简中去高校学习三年的前公务员，又通过各种途径回到机关，而且公务员的含金量比我被分 流时要高得多。与之对比的是，原来收入普遍高于公务员的外资、合资和民营企业的就业者，很有失落感。最典型的例子是，原以为1999年各部委的“福利分 房”是最后的晚餐。但后来证明，公务员在工资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还能享受价格不到市场价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经适房”，而企业、事业单位的从业者纷纷加 入“房奴”的行列。
三年风光
分流工作进行了一年才尘埃落定，1999年3月，我正式调入法制日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和其他补助发下来，几乎是我在部委机关的三倍，我心中残存 的那么一点被分流的怨气完全消散了。在法制日报社大约过了三年愉快的时光，我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见到了许多新鲜的人、新鲜的事、新鲜的风景。直到 2002年底，我才从“歌德式”的新闻写作中抬起头来，开始思索未来的路。
这种警醒是由一次小小的“仕途”挫折促成的。那年年底社长换了，新社长一来就搞中层干部竞聘，我当时28岁了，觉得自己的经历、见识和专业水 平，应该符合中层的标准。竞聘搞得像模像样，公开演讲，评委打分，我的分数是所竞聘那个岗位的人中最高的。但结果却让人失望，胜出者最终是一个快40岁的 老员工。社领导为此安慰我说，你还年轻，以后机会有的是。我才彻底明白所谓的公开竞聘无非是以民主的名意进行人事上的重新洗牌。
我分析报社的基本状况和自己的处境，看明白这里和机关差不多，一个人在里面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其业务能力，换言之说，我干得怎么样和我获得的报酬 几乎没什么关系，而且那种“主旋律”的稿子写多了，只能戕害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在这样的机构里，唯一的好处是没有什么工作量的压力，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 支配，我瞧不起外出和律师联手走穴挣钱，因为做这种游离于灰色地带的事，我有一种屈辱感。那么我干什么呢？隐隐约约我想自己应该有另外一种写作状态。于 是，我就走到网上，在天涯社区注册了“十年砍柴”，从此，我的思维状态、写作风格乃至人际交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别人特别是同事的眼里，我越来越不像一 个党报的新闻工作者了。
在百无聊赖中我开始在网络上写作，使我有了“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收获。我最先在网上连载的文章结集为《闲看水浒》，给自己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和江湖上的虚名。《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等市场化程度很高的都市报请我开专栏。
2003年初秋，程益中、杨斌带领《南方都市报》一干人马北上创办《新京报》，盛邀我加盟即将出刊的新报纸。我犹豫许久，因为当时去《新京报》 等于将自己彻底变成“新闻民工”，连三险也没有，职称也很难解决。而且我知道一旦进入这类市场化媒体，就得全身心投入，不可能再有充裕的时间来凭自己的兴 趣阅读、写作。于是思考再三，我谢绝了……至今想来，我不知道当时的决定是对还是错，我在想，如果豁出去了，加入到新京报的创业，或许我现在的状况完全不 一样了，很有可能是“知名媒体人”了。可是我的性格、工作经历决定我做事总得给自己留后路，很难主动把自己放到背水一战的境地。
就这样在体制内媒体又耗了几年，包括《法制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影响日益衰微，员工的待遇也是王老五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毫不奇怪，一家媒体 的经营状况如何和其影响力分不开，而其影响力有赖于其传播力。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再加上市场化报纸的崛起，这类官方报纸即便依靠行政手段维持着相当的发 行数，但其有效阅读率很低，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小。
到2005年的时候，法制日报采编人员的收入不但低于多数市场化媒体，即便和公务员、高校教师相比，也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记者外出，从官员的态度就能看出这张报纸影响力急剧下降。对于几年前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有优越感的法制日报采编人员来说，这种落差太大了。
于是，在1990年代几乎没有员工主动调出的法制日报社，在2005年前后，一些60年末、70年代初的骨干八仙过海，纷纷调离，有些人去当律 师，有些人进高校，而更多的人以副处级以上干部的身份调入国家机关（因副处以下必须经过公务员考试）。员工的工作压力也逐渐增大，一些不到年龄的员工提前 内退。某位不到五十的同事，1980年代初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司法部，当时他受不了公务员的清贫，想办法调到法制日报社，过了十几年的好日子，在 2007年左右，岗位没了，他不得不提前退休。他沮丧地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些和我一起进部委的大学毕业生，留下来的至少是副司局级官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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