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城市供水危机迫眉睫 海水淡化PK南水北调(图)

　　要南水北调，还是要海水淡化？这是个真问题，北京的供水危机已近临界点，如果一时不可得兼，有所轻重缓急是在所难免；这是个伪问题，因为供水危机必将长期存在，“没有哪一种单一水源方案能够保障供水安全”。

　　北京，望海止“渴”

　　因为“饥渴”难耐，北京坐不住了。2011年6月14日清晨，一支来自水务、城市规划等机构的12人调研队伍，奔赴数百里之外的河北曹妃甸、天津两地，掂量淡化海水入京的可行性。

　　这个夏天，连续12年的干旱将北京推上了300万立方米的日供水极限，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标准十分之一的北京，陷入极度危险的水危机。

　　就在一个月前，5月9日，北京市明确提出，要把引黄入京、海水淡化和岩溶水利用纳入战略规划并抓紧落实。这是北京第一次明确将海水淡化列入战略水源，落实只是时间问题。

　　而这次低调的调研，对于曹妃甸和天津而言，更是场迟到的问计。

天津一海水淡化设施，至2015年天津计划海水淡化产能翻一番，达到48万吨/日。 （CFP/图）

　　早在2006年，海水淡化只是作为曹妃甸工业区循环经济产业链中的一环，用作电厂冷却水，但设计产能却远超工业自给。于是，工业区管委会委托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下称“天津淡化所”），酝酿北京输送工程的预可研报告。当年的报告证实，曹妃甸已具备百万吨淡化海水的生产和输送能力。

　　此后几年，曹妃甸频频示意北京。“如果北京市现在下决心，2013年就能供上水。”现任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朱越杰不改初衷。在他的计划里，用两根直径1.5米左右的管道通过两级泵站，就可以把渤海的淡化水直接送到220公里外的北京东四环。

　　另一个淡化水重镇天津，目前已拥有北疆电厂和大港新泉电厂两个全国最大海水淡化项目，每日产能占到全国的1／3。按天津市水利科学院总工程师周潮洪的说法，淡化海水大规模进入市政供水“还悬在那儿”。不过，天津仍明确计划到2015年，淡化水产能再翻一番，达到48万吨／日，“有可能会往北京送”。

　　新一轮的城市水危机，令海水淡化的春天似乎呼之欲出。4月，科技部一官员曾在一个海水淡化的国际研讨会上透露，中国目前正在建设若干个5万吨以上的大型海水淡化项目。而正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海水淡化“十二五”规划中，一批国家级海水淡化产业基地，有望诞生在天津、大连、青岛等沿海城市。

　　海水淡化PK南水北调

　　正方：“海水淡化技术已具备规模化应用的条件，其成本费用与远程调水相差不大，建议在进行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决策时，将其与海水淡化进行比较研究。”

　　反方：“调水是国家工程，投入颇巨，哪个市委书记会傻到不要南水北调而要海水淡化？”但北京市水务局宣传处处长俞亚平的解释显得干脆，北京市从二三十年前起，就因缺水开始关注当时还属于前沿的海水淡化项目，这次的12人调研其实并无特殊之处。

　　态度如此谨慎的背后，多少是对淡化海水的高昂成本的顾虑，这也是其一直“只能微波荡漾，不堪担当重任”的症结所在。

　　目前，曹妃甸的淡化海水价格已宣称低至不到6元／吨，且有望进一步降低。在天津淡化所原所长李长建看来，水价构不成海水淡化的真正软肋，尤其与北京一直期待的南水北调工程比较而言。他回忆，2002年前后曾在报纸上看到当时的水利部领导称，南水北调的吨水成本，如果包括沿途征地、移民、管理以及调水造成的生态损失，会在20元左右，“如果真是这样，海水淡化成本再高也到不了20元。”李长建感慨。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都未曾公布水价成本的准确构成。这使得，海水淡化和南水北调的水价比较，陷入糊涂境地。

　　2011年4月1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在《人民日报》的撰文，称海水淡化技术已具备规模化应用的条件，其成本费用与远程调水相差不大，建议在进行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决策时，将其与海水淡化进行比较研究。

　　国开投正是中国国内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天津北疆电厂的投资方，此刻高调造势，多少是瞅准了南水北调延期后北京供水的意外缺口。

　　2008 年底，当时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将中线一期工程调长江水入京津的时间，由2010年延后到了2014年，而东线一期工程，其通水时间也后调六年至2013 年。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秘书长郭有智，在南水北调延期消息蔓延的2009年，曾去北京市水务局询问首都的缺水状况，他的朋友说“太紧张了，都不能说”。

　　同年，郭因为建议尽快上马海水淡化项目以解北京水困，当选2009年度《科技日报》评选的年度人物。同时入选的还有袁隆平和钟南山。

　　也是从2009年起，南水北调和海水淡化的利弊比较，在各个层面上展开。2010年6月，有关南水北调入户水价将高达8元到10元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作为主管的南水北调办公室不得不出面辟谣，并在2010年底组织调水、淡化两个领域的专家座谈，集中讨论成本下降空间以及输送可行性等关键问题。

　　迄今，南水北调究竟水价几何，仍在工程动态投资和国家政策之间变动。“南水北调的水价既算不清楚，也没人去算。”一位了解南水北调办公室调研过程的行业人士表示。

　　而调水和淡化水孰优孰劣，开始越辩越不明，以至最终出现“调水派不屑于比较、淡化派则不愿比较以避免人为对立”的局面。2010年冬天，南水北调办公室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尽管民意热衷，但会上却并未有任何南水北调和海水淡化成本的直接比较。

　　国家海洋局一官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多次考察沿海早期的海水淡化项目。他无意质疑南水北调的经济性，却对东线工程心存疑虑。东线主要向天津和胶东地区供水，这一区域正好是黄、渤海沿海地带，“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这位官员还直言不讳，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东西向的平面调水工程都证明不成功。这个不成功的名单中包括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碧流河入大连。

　　周潮洪刚刚参加完天津市发改委组织的又一轮海水淡化调研，她无意比较海水淡化和南水北调的优劣，只是一再强调，“没有哪一种单一水源方案能够保障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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