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重庆的“唱红”与“打黑”是什么关系？“唱红”能解决黑社会和腐败问题吗？
苏伟：重庆的黑社会，确实一度曾相当猖獗，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腐败现象一度比较严重，黑社会在政府尤其是强力部门中找到了不少腐败分子做“保护伞”。而重庆为什么会出前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后来又做了司法局长的大保护伞文强这类干部，多少年来还一直受重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业务能力、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由于过去“红唱”不够，片面“唱能”，就是用干部只看才能不看品德，致使中国社会不但公德“滑坡”，而且“官德”也“滑坡”。如果说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笑贫不笑娼的话，那么官场上有一部分干部就是笑贫不笑腐。这种人太容易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了。
记者：“唱红”能够打黑、反腐？
苏伟：“唱红”不可能治本，但可以起到“保健药”的作用。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尚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主要靠官员中的“青天”主导，依靠群众，运用现有的法制资源来进行。所以在现象上，反腐斗争就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重庆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这一招是重庆的真招，不仅有效打击了黑社会，也整肃了重庆官场，再加上“唱红”，使重庆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这些战果如何巩固呢？如果以前那个官场环境在，打一茬长一茬。只有又打黑又“唱红”，法治加德治，才能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干部唱，老百姓也唱，唱的是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唱的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传统。这种浓厚的红歌氛围，对官员就是一种提醒，就是一种熏陶。中国有句古话叫“近朱者赤”嘛。只要官风清廉，黑社会哪能成势、何足道哉？
--记者：有北京教授认为重庆打黑没有依法办事，是中国法制退步，你怎么看？
苏伟：首先请问什么是“法制”？因为法制是以民主为基础的。不同类型的民主，就会有不同类型的法制。而且这个问题同你们法国人讨论，最有意思。说来法兰西民族真是伟大啊：以区区五、六千万人，竟然贡献出全世界最伟大的两大政治文明“模式”--一个就是洛克-孟德斯鸠创议的“三权分立”，另一个就是巴黎公社创立的“议行合一”。“三权分立”模式为西方国家通用，并向全世界推行。“议行合一”模式在你们西方被扼杀了，因为它的“真正秘密，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发表的名著《法兰西内战》中的名言。你们知道吧？（《世界报》驻华记者布里斯举起茶杯“祝酒”：“为巴黎公社干杯”！）
苏伟：尽管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而公社最主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人民民主”。而“议行合一”，则是“人民民主”的高级表现形式。它将来一定会取代“三权分立”，成为世界主流政治形式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概括，“人民民主”，早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原则。中国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政治文明形态，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虽然现在还不是“议行合一”，而是“议行分工”，还有“议”、“行”与司法的分工，但绝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议”、“行”与司法分工，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奉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则。
我们重庆打黑，就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制行为，它既获得了显著的战果，又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但也确实引来极少数人的质疑和指责。这些人，有的是重庆“打黑”触动了的特殊利益集团，更多的，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以“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有色眼镜”，来看待重庆打黑，而得出的结论。
记者：有不同的民主和不同的法制吗？
苏伟：我不否认，民主和法制，有共同的内容，但不同类型的民主和法制，确有不同的原则和特点。中国不是在讨论“普世价值”吗？有人说“民主”、“法制”是普世价值，这是对的，但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如同说“吃饭、喝酒是普世价值”一样。但如果有人说“吃饭”就是吃法国大餐、“喝酒”就是喝法国香槟，进而说吃法国大餐、喝法国香槟就是“普世价值”，这就荒谬了。因为吃重庆火锅等中国大餐也是“吃饭”，喝贵州茅台也是“喝酒”啊。北京批评重庆“打黑”最激烈的教授，正是把吃法国大餐当成“吃饭”的普世价值，把喝法国香槟当成“喝酒”的普世价值的人，一看重庆人吃的是“火锅”，就指责“程序违法”，怎么没用刀叉，用了筷子啊！怎么没有吃了冷盘再吃热菜，而是一锅煮啊！他们指责重庆（其实是全中国）不是法院独立办案，而是党的政法委员会领导公检法部门办案，所以是“人洁”不是“法治”。这同指责重庆人吃饭时没有铺一张桌布，在上面一碟碟地吃西餐，而是架一炉火，在上面一口锅里“乱煮乱捞”地吃火锅，就不是“吃饭”，是一样的逻辑。可是，如果不架口火锅来煮，能叫“重庆火锅”吗？没有共产党对公检法的领导（通过政法委来具体执行），还叫社会主义法制吗？换一个比喻讲，只承认“三权分立”基础上的法制的人，相当于只承认“菠萝是水果”，而不承认“菠萝蜜也是水果”的人，都犯了把某一种水果等同于“水果”的逻辑错误。
暂时离开逻辑，从道德上讲，这些人比“不可语冰焉”的“夏虫”还不如。“夏虫”是夏初出生，只能活三个月的虫，不可能见到冰，所以你给它讲什么是冰，就如同对牛弹琴一样，它搞不懂的。可是，一些“虫”活得长久，明明看到“冰”，就是不承认，这就有立场和特殊利益问题了。
记者：您说的特殊利益是什么意思？
苏伟：我举例说明。重庆一个涉黑头目请一个律师辩护，该律师开始要律师费并不多，10万，成交后，律师说你罪重可能是死刑，我得找些法学名家开会论证能否有生路，需要20万。头目亲属给了，律师用这笔钱找了几个一流法学家开会，法学家们真的找到了头目可以不死的“路径”。律师又要20万，说要进一步论证，家属看到头目免死的希望，就又给了。一共50万了。可是律师再次开口要100万，说是要将“原则”变为“具体方案，才能”捞人“出来。家属担心律师一步步捞光家财，于是主动报案。我们才知道极少数的”黑律师“有多黑。由此案例可知，部分律师、部分法学家等，确实形成了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专门寻找法律条款与实际执法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和”空子“，来钻空子”捞钱“。我们知道，法律条款永远都是抽象，都是一般，都是理论，而实际执法永远都是具体，都是特殊，都是实践，而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永远都是有差别的，所以，无论法律条款和程序多么细致，它们之间永远都会有矛盾、有”空子“；若法律设计路径有误，则法律条款和程序越细致、越繁杂，繁杂得老百姓搞不懂，则越有钱的犯罪嫌疑人和特殊利益集团越可能成功--美国大球星辛普森的辩护集团，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
记者：辛普森的案子非常轰动。
苏伟：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如果与黑社会勾结起来，那多恐怖！试想，以共产党之坚强的组织领导、之严格的纪律约束、之持续的党性锻炼和反腐教育、之专门的反腐机构、之有力的反腐行动，都还不断出现重庆的文强这类腐败分子和”保护伞“，那么，仅靠软性的行业自律的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一盘散沙的知识分子（尽管知识分子中有良心、讲操守的不少），被黑社会所收买、所”搞定“，对黑社会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所以，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侈谈什么法制、什么反腐、什么打黑，其结果，要不就会是赵括式的纸上谈兵，酿成历史性的灾难（造成40万赵兵战败被活埋），要不就会是汪伪式的”曲线救国“（与日寇同流合污）。所以，正如重庆打黑的实践所证实的一样，在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遏制黑社会。
--记者：重庆”唱红“是在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
苏伟：中国共产党只有一面党旗，就是有着镰刀铁锤的红旗。1921年中共成立时，就在这面旗上写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5年中共七大，又在这面旗上写上了”毛泽东思想“；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在这面旗上写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今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分不开的。重庆市委作为中共一个地方党委，”唱红“，不可能只举毛泽东思想的旗，举的就是包含了一脉相承的三大指导思想的党旗。
一些人对重庆”唱红“不了解，有的人又在别有用心地负面宣传，说重庆”唱红“就是唱《东方红》，是只举毛泽东的旗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东方红》确实是首毛泽东的颂歌，但同时也是共产党的颂歌啊。一开始我不是介绍了，重庆第一批的红歌，就既有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歌曲，又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歌曲吗？这是重庆高举党旗的一个注脚。
记者：重庆”唱红“歌颂毛泽东是事实。
苏伟：当然，重庆”唱红“，确实也在歌颂毛泽东。这与不大愿意，或不好意思歌颂毛泽东的中国一些地方比较起来，确实比较令人瞩目。对此，我想指出一个事实，就是中国、西方都有少数人，一直在妖魔化毛泽东，实际上是在妖魔化中国共产党--你是黑老大了，你手下的一帮人，7000多万党员，又怎么样，不都是黑社会吗？其用心，何其毒也！妖魔化毛泽东的手法，一是从道德上造谣污蔑，二是从理论上”以点代面“，例如把毛泽东思想就归结为”阶级斗争理论“。其实是毛泽东最恨阶级压迫，为了消灭阶级压迫才搞阶级斗争，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中国，就象你们法国人在1789年搞阶级斗争，后来砍了路易十六国王的头，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法国一样，都是对的。当然后来毛泽东反对局部存在的、欺压群众的官僚主义时，反过了头，用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反，这是犯了错误，但其目的和初衷都是有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啊，要不然你们法国的大思想家萨特怎么也在当时戴上红袖套，掀起”五月风暴“来造官僚主义的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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