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打黑这三年 终结“文强时代”
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重庆后,提出了“平安重庆”的目标。
次年6月,王立军从辽宁“空降”到重庆,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2009年3月,王立军升任局长。
接着,一场足以载入重庆史册的打黑风暴展开了。这也成了王立军履历中最亮的一笔,用重庆老百姓的话说:“他让重庆变了样!”
今年5月27日,王立军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
江湖文化滋生黑恶势力
薄熙来上任后,为什么下定决心在重庆打黑?打黑之前的重庆是什么样子?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重庆是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其骨子里有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很容易形成滋生黑社会的土壤。1997年,重庆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从此,它成为中国西部的桥头堡和发展重心。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人、财、物大流动出现,而社会管理、不良行为的控制和防范机制却不能相应跟上,社会治安也随之出现了问题。
在这一时期,重庆的黑恶势力开始膨胀。一些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迅速成长起来,开始划分地盘、明确分工、壮大队伍,并且开始渗透、逐步转向商业化。据知情人士透露,重庆的黑恶势力主要集中在运输、高利贷、建筑等行业。
在重庆,民营的“7字头”公交车管理混乱无人不晓。不到3年时间,就因抢劫、斗殴等导致31人死亡、20多人受伤。还有乘客曾编出流传甚广的段子嘲讽这一现象:“上‘7字头’公交车必需物品:急救包一个,内装绷带、止血棉纱、夹板等;工具箱一个,内装剪刀一把,尖头锤一个,以备逃生。”2009年,重庆市政府决定将全市380多辆“7字头”公交车收归国有。但民营公交公司竟提出了1亿多元的收购价,与政府谈判时的态度也非常强硬。
被当地人称为“放水”的高利贷现象,在重庆也是司空见惯,追债事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一些黑恶势力还以此为生,成立追债公司替人讨债:聚集“道上”三五个弟兄,穿着印有“讨债”字样的上衣,一屁股坐在欠债的公司里,对方不还钱绝不走人。
在建筑行业中,沙霸、石霸、砖霸等比比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了肉霸、菜霸,甚至可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在这些行业,利用威逼、恐吓、殴打等手段达到垄断早已屡见不鲜。
很多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不仅坐大成势,还有了合法化的企业外壳,组建的公司拥有不法资产上亿元。黑恶势力还在警界和政界寻求保护伞,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戴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光环。打黑前,重庆屡发涉黑、涉枪大案,整体治安形势严峻。根据重庆市公安局的统计,那时重庆的治安案件每年在10万件以上。
终结“文强时代”
2009年,薄熙来曾这样重庆打黑的决心:“打黑除恶不是我们凭空想象,主观臆断,更不是重庆公检法好大喜功,异想天开,想造个什么‘轰动效应’。打黑除恶是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是许许多多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在警示我们:必须回应受害群众的正当诉求,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天职!正因为如此,打黑除恶是市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几大机关高度一致的坚强决心!”
有了这样的决心,才有了王立军主抓的打黑风暴。2009年6月初,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工商、税务、银行等均参与联动,公安机关组织了15个专案组重点突破。
打黑行动中最具轰动效应的,就是文强的落马。王立军调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要接替的正是已在副局长职位上干了16年的文强,文强则成为了重庆市司法局局长。讽刺的是,文强曾经也是重庆公安系统的“打黑英雄”。2000年,他亲手将中国最剽悍的杀人犯张君抓捕归案的事迹,还被人写成了传记文学。
2009年8月7日早晨,国航CA1419航班从北京飞往重庆。据当时的飞行员事后透露,航班乘务长在登机前就被告知,机上有名特殊乘客,他就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级会议归来的文强。飞机落地后,文强一下机,就被便衣警察簇拥上了一辆防暴车。带队抓捕他的,正是王立军。这一天,距离王立军正式接替文强的职务,仅过去了408天。
拔除了文强这一最大的“黑势力保护伞”后,一大批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陆续归案:市人大代表、重庆渝强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巴南区第二富豪黎强;重庆市江州实业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重庆民营摩托车制造业的“大哥”级人物龚刚模;万贯财务公司的陈坤志……重庆警界结束了“文强时代”,迎来了“王立军时代”。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