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生气，周总理也很生气。一个司机怎么可以不鸣笛、不打指示灯，就在大街上打大迂回？真是无法无天！总理对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他指示我：“到了地方，你马上把情况告诉北京市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后要严肃处理。”我巴不得狠狠去处理一下那个卡车司机，恰好周总理又作了这样的指示，于是回答说：“我马上就办。”总理接着又表扬了老杨：“都是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好，才避免了一场大车祸。”我和张树迎也问：老杨，现在心里慌不慌，并告诉他可以开慢一点。杨金明嘴里低声咕噜了句什么，又照旧全神贯注地开他的车。
到了钓鱼台，我立即从五号楼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局报告了情况和卡车的牌照号码。我把周总理的指示原话传达之后，并说，我理解总理的意思不是叫查那辆卡车是否企图撞他的车，而是司机为什么打大迂回不鸣笛、不打指示灯违犯行车规则。因我们警卫人员有一种职业病，遇到问题，往往会先入为主觉得对方是冲着总理撞来的。北京市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带领有关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电车公司一厂厂长张维仁、党总支书记冯彬，听传达室的人电话上讲，厂里的卡车几乎撞了周总理的座车，公安局的领导、交通管理处的领导都来到大门口了。他们感到问题严重，当下就打电话报告了电车公司经理许步宁，并跑到大门口来了解情况。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原来那个驾驶卡车的是电车一厂的维修工，叫张兴辰。最近一段在私自练驾驶，常常开着车在厂子里转。特别是将会不会瘾头更大，不玩一玩手就发痒。这天下午他手头没活，就借口给卡车加油，和班长要钥匙，班长也知道他给车加油是假，想开着玩玩是真，又不好当面给顶回去，就把钥匙交给了张兴辰。张兴辰拿到钥匙，非常高兴。他还从来没有开车上过街，他决定试试，于是就把车开出了厂门，想转一个大圆圈就回厂，对面有车无车全然没有瞧见。
负责交通管理的阎荣久，经过询问和勘查现场认定：张兴辰是非司机驾车，违章行驶。他说：“幸亏主车司机处理及时、得当，才没有酿成大祸。要是总理的车出了大祸，我也得背上铺盖卷自动去坐大牢。北京的交通我们没有管好啊！”又说：“这次也太险了，吉斯车车身长，约6米，车身重，约5吨，方向盘很不灵便，又遇上下雨，地面有水，车速又快，没出事真是万幸。”最后他向我们强调一定要有安全措施，要沿布设的专勤路线走，不能老图快。
公安局的同志弄清情况后，和电厂公司许步宁经理很快赶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报告情况并听取指示。公安部的负责人和我接待了他们。
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万人大会一散，周总理送客人上车后，坐车回中南海西花厅。我就利用行车的空当时间，把许经理的汇报和公安局对这次事故性质的认定，向总理作了汇报。
张兴辰知道周总理的车几乎在他的错误中出了事，给厂里惹了麻烦，闯了祸，非常懊悔，也非常害怕，单等处理。那位借给他车钥匙的班长，也很气恼，埋怨自己不该碍于情面，不该把钥匙交给他。厂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都认为闯了通天大祸，会有好戏瞧！厂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议论这事的。
从警卫工作角度看，这次幸免于难，首先是司机发现对方早，及时采取了调头、煞车的措施。周恩来总理和我们发现也早，及时做好了准备撞击的预备反应。如果是未发现或发现较迟，我们都将会处于毫无防备或措手不及的状态，即使不被撞死撞伤，也会在车厢里翻滚致伤。其次是吉斯车车身长而重，比较稳，所以虽然来了个原地猛调头、急煞车，而没有失去重心，在马路上翻倒。这次要是一般车是非翻倒不可，那后果就严重了。
“荒唐！（“荒唐”是总理批评人最重的语言）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周总理很严肃地说。接着又向我交代：通过市公安局转告电车厂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全厂职工进行教育，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厂里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同样不行；对那位私自开卡车出厂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最后叮嘱我说：“厂里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你以后去了解清楚，再告诉我。”他从来不让我们直接插手过问一个单位的工作，有什么事总是通过组织系统，这次是一个例外。也许是电车公司许经理曾经到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谈过的缘故，不然，他是决不会让我们再到电车公司去了解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的。据我所知他自己向来也不直接处理各单位的事务。
随后，周总理又要我们注意安全，并说：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开快车，是我叫开的，这怨不得你们。但遇到红灯时绝对不能闯。我是总理，应该带头遵守交通规则。又说：我的车是不能撞人的。总理对乘车曾经做过许多规定，比如雨天行车车轮子不能把路面上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进会场不能抢人家的车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车前；不能先于老人退场；不要停车场的交通民警给予特殊的照顾，等等。他这些要求，不仅仅体现了他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而且说明了他对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要求很高。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北京的交通管理，应该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比较好的。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到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在那里他曾注意观察过人家的交通管理。回来后，他告诉当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要仿效外国人在马路中间划上分界线，把上行车和下行车分开。同时提出，交通民警的现行制服颜色不明显，不易辨别，不利于指挥和管理。1958年，有一次他发现在东、西长安街值勤的交通民警中有女民警，当即告诉公安部门，指挥交通是一项精神紧张而且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女同志的生理和体力均不适合。遵照他的指示，北京市立即取消了女交通民警的建制。
我们回到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客厅，恰好邓大姐也在。周总理告诉她：“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车祸。这是我坐汽车第三次遇险。”邓大姐一听吃了一惊。我连忙把事情的经过向邓大姐作了汇报，邓大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接着，周总理又向我们讲了前两次坐汽车遇险的经过。第一次是1925年8月23日，也就是廖仲恺先生遇刺的第四天晚上，当时他担任“廖案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坐汽车回司令部时，因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被门卫哨兵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他的司机和护兵。第二次是1937年5月，他坐汽车从延安去西安，在陕北崂山遇到土匪的埋伏，警卫和司机大部分伤亡。
几天后，我找北京市公安局了解电车公司有关那次事故的处理和落实情况，公安局告诉我，他们已经抓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张兴辰给了警告处分。并说，厂里有些人反映，张兴辰幸亏遇到的是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大牢都有可能。
前不久，我在整理撰写本文的时候，又去访问了原北京市电车一厂的有关人员，本想找当时的当事者张兴辰谈谈，原电车一厂厂长张维仁向我讲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在 “文化大革命”中，厂里的纪律和制度都被砸烂了，管理没人抓。一天张兴辰去检修电车，违反操作规程，没有切断电源就俯下身去检修，不慎触通了电源，电车突然启动，从他身上轧了过去，未能救活。我听了不由一怔：怎么这回又是他？又是违反制度和纪律……周总理如果尚在，我不知应该怎样向他报告，也不知他又该说些什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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