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尽管几乎两车相撞，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辆卡车的驾车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又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驶回电车公司一厂的大门里边去了！我们真是气得要冒出火来！
文章摘自《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 作者：成元功 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总理工作日程安排一向很紧，常常是放下这个就是那个，很少有间歇时间，因此，他乘车也要求快，有一次从中南海西花厅到西苑机场，竟快到只花了13分钟。他之所以要求快，理由很简单，就是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乘车的路途上。
周恩来总理可说是国家领导人中乘车行驶里程最多的人，他启程的时间晚，又必须准点到达，这就要求车速快而且选行最佳路线。在那时北京行车秩序不良的情况下，每次出门我们警卫人员也为之担心，生怕会遇到不测，但是长期以来，他的座车从来也未出过大小事。
然而，险情还是未能避免，我这篇文章记述的险情就发生在1961年6月15日下午我们从中南海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
我是周总理的卫士长。6月15日下午我一上班，照例先看了看周恩来总理办公桌上的台历，看上面记了些什么活动。周恩来总理一向有这么个习惯，就是头一天把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写在台历上。我一看上面写着：“下午2∶30到钓鱼台”，立刻便明白了，他两点半要到钓鱼台，然后陪着住在那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市各界万人欢迎大会。于是，我便去找值班秘书了解全过程的情况。
为了事先有个精神准备，不致临时慌乱，我和值班警卫员张树迎，一起研究和分析了这次活动的全部情况。
随即我用电话通知了中南海警卫局值班室。他们早已得知这次大会的安排情况。我又通知总理的汽车司机杨金明，要他在两点把汽车开到西花厅。张树迎在准备必需的东西。
杨金明准时把汽车开到了西花厅前院。他今天不用像往常那样，停在树荫下避开烈日的炙烤（那时车里没有冷气设备），而是把车身贴近前屋的大门。因为正下小雨，为的是让周总理从后院办公室走到这里能少淋点。他习惯地到我们值班室露了一下面，一则表示他已按时到位，二则看我们还有什么对他要交代的。我向他谈了这次活动的有关过程，他便擦车去了。这也是他的老习惯，每逢下雨或是车上有灰尘，他总要擦干净，保持车身的清洁。
阜成门车险
这是一辆50年代从苏联购置的吉斯车，即吉斯3ИC―115型防弹车。总理日常活动一般都是乘坐苏制吉姆―3ИM。因这次是欢迎越南总理的重大国事活动，所以调用这辆吉斯车。这种车是按莫斯科气候寒冷条件设计的，北京的夏天它很难适应，常自生一些故障，可是它在老杨手里从来没出过一点小问题。
出行之前，我先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去看了一下，一则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比如他没有剃须而又没有时间剃，我们就得把热水瓶、毛巾、剃须刀带上，以便他在行车途中剃须；二则天正下雨，路上不一定好走，外事活动又不能迟到，想催他提前出发。
我走进办公室时，总理正伏在桌上批阅文件。听到我进去，他的眼睛从老花镜框上看了我一眼，接着又瞥了一下桌上的闹钟，那意思好像是说：还没有到点呢，你们就来催我。你们总是把富裕时间留给自己，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我见他不动，反正我提醒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转身走出办公室等候。
往常，下午西花厅前院总要停很多车，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排着队来找总理谈话和汇报工作。今天下午却只有一辆车，这就是准备乘坐去钓鱼台的吉斯3ИC―115。院里很清静，从与西花厅一墙之隔的府右街上传来的自行车铃声、汽车的汽笛声、交通民警的呼叫声，比往日显得更加清楚和嘈杂。
不多一会儿，总理从办公室出来了。他走得很疾很快，我忙连走带跑地赶到他前面，去开车门。这辆车的车门很重，总理右手又有残疾，很难把它拉开、关闭。总理上了车，他的习惯是坐在汽车后排左侧的位置上，伸出左手拽住窗侧的吊带――因为车速快。我照例坐在他的右侧，把车门落锁。张树迎则坐在司机杨金明一旁。我向门卫哨点点头，他会意是要向钓鱼台通知一声，免得在那里的外交部人员心中无数。
周总理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部门派警卫车在前面给他开道。这次去钓鱼台，也没有沿着警卫部门为保障国宾活动专门布设了交通民警的那条路线，即沿人民大会堂――西长安街――复兴门一线，而是沿着去钓鱼台的最短路线，即府右街――西四――阜成门一线，快速行驶。总理对自己走过的街道都能熟记，如果不走最佳路线便立刻指出。这时，雨不大不小地下个不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子不停地刮来刮去。往常，遇到汽车自行车便自动让路，让汽车先过去，今天，因为下雨，自行车都不大情愿相让，行人也只顾自己脚下的泥水。坐在司机座上的杨金明，既要注意前面的路况，又要留心不使车轮溅起的泥浆溅到自行车和行人身上。他不停地拨转方向盘躲来闪去地走着并且不时鸣笛。我和张树迎，则按照警卫人员的职责，分别注意前方和两侧。尽管沿途值勤的交通民警，老远就能识别出总理的座车，而提前给予放行的信号，保障畅行，但我们仍旧提心吊胆，生怕出事。
吉斯3ИC―115穿过了交通秩序混乱的西四牌楼地段，前面不远就是高耸的阜成门城楼，出了阜成门城墙豁口，不但道路宽阔，车辆少，行人也少，视野开阔，可称安全行车的最佳地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我们都知道，越是环境好，人们越容易麻痹，特别是急着赶路，搞不好就会出麻烦。
这天果然出了意料不到的事故。周恩来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我们一看情况不妙，忙喊：“卡车！”“危险！”
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他是司机，对沿途路口、路况很熟，知道要经过哪些道口、机关、工厂，当然也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车场出来的。因那卡车出门后向右拐，所以交会时并没有鸣笛。各行其道，互相并不妨碍。当看到那辆卡车忽然驶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灯，又不鸣笛，不打手势，估计它可能横在马路中间，自己车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肇成特大事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它出事。一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金明立即采取措施，鸣笛、点煞、换一挡，向右避让。车正往右偏，忽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弄不好，很可能被卡车挤到电线杆上，杨金明连忙又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就在这时，那辆卡车的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杨金明暗暗喊了一声：“不好！”随即脚下猛地一踏，吉斯3ИC―115立即来了个180度大调头，嘎地一声停住！
人们在形容遇险情景时，常常是用“又惊又险”，或是“有惊无险”。我们这次可说是“有险无惊”。我们之所以称它“有险无惊”，是因为 “险”确实是“险”，“险”到了一旦撞上，就会车毁人亡；“无惊”，则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谁也没有张皇失措，像人们遇到险情的时候，通常要吓出一身冷汗，而是沉着地只想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是我们预先有精神准备的缘故。因此，当吉斯车眼看要与卡车撞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托护总理。无奈这车是三排座，中间隔着一排，够不着总理。我呢，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用左手和身躯使劲架着总理，右手则用力支撑着中间那排座椅的靠背。总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虽然几个人在吉斯急调头的过程中，身体失去了重心，歪倒在一边，几乎摔到座位下面，但谁也没有受伤。这不能不归功于杨金明驾车技术高超，和他的高度责任感。如果他技术不精，责任心不强，不能在一刹那之间脑、眼、手、脚并用，准确无误地完成调车、煞车这一系列高难动作，其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几乎两车相撞，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辆卡车的驾车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又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驶回电车公司一厂的大门里边去了！我们真是气得要冒出火来！
想到周总理去钓鱼台要紧，不能耽误，杨金明手把方向盘，打了个倒车，调转车头，继续向西行进，好像刚才的一切未曾发生似的。小雨依然落着。
我跟随周总理多年，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车险。总理也只是在苏联遇到过一次。那次，总理和陈云、李富春同志一道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有一天外出，周总理的座车沿着马路中间只准苏联主要领导人车辆通过的“中央线”行驶，突然从右方横着驶来一辆汽车，周恩来总理的座车刚过去，没有撞上，却撞了陈云、李富春同志的车，弄了个车损人伤。万没有想到这天在北京又遇上了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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