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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工业奠基:“三大工程”占无数个第一(组图)

www.sinoca.com 2011-06-02  中新网


“三大工程”开工典礼

  “十大关系”

  1956年2月25日,王鹤寿站在中南海颐年堂门口时,早就打好了腹稿。

  见到毛泽东,王鹤寿首先说,钢铁工业生产水平与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钢铁工业可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听到这里,毛泽东很高兴,不断插话询问。

  接着,王鹤寿说,目前我国钢铁工业的水平还十分落后,1955年钢的实际生产量,仅相当于美国 1886年水平,落后70年;1956年钢的计划产量为447万吨,仅相当于苏联1928年的水平。如果按人口平均,落后情况就更为严重。在产品品种质量等方面,我国钢铁工业更是十分落后。

  说到这儿,王鹤寿话锋一转:“不过,钢铁工业发展速度有可能快一些,因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比美国、苏联建设钢铁工业的初期起点要高一些。”

  毛泽东听了,先是眉头一皱,说,要迎头赶上去,坚持不懈地干,总是可以赶上去的。当听到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比苏联快一点时,他又说,应该是可以的。我们既有苏联的成功经验,又可以少走苏联走过的弯路。

  这次在中南海的汇报,是王鹤寿主管钢铁工业以来,第一次详细地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这个说法,他也是头一次听到。40多年后,王鹤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主席提到的借鉴苏联经验,走我国自己发展工业的道路的思考,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而这个观点,毛泽东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

  1956年是一个创造了许多“第一”的年份。

  “一五”计划中的许多项目即将建成或者已经建成。包钢和武钢项目相继上马;新中国第一批12辆国产汽车开出了厂房;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形成了工业体系的雏形。

  鞍钢的七号高炉出现了压产,高炉需要陶瓷元件,但国产的陶瓷元件却屡屡不达标。1956年,轻重工业的建设比例达到极度倾斜的1:9,工业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不均衡的状况已经显现。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2月14日起,毛泽东开始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对34个部委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报告做准备的。而毛泽东的调查,最终则超出了这个范围。

  巧合的是,毛泽东调查开始之日,正好是苏共二十大开幕之时,这两件事情碰巧赶在了同一天。

  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

  在中南海,63岁的毛泽东展开了长达43天的调查研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他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

  2月14日,是汇报的头一天,这天,毛泽东等听取了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的汇报。听汇报中,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找到苏联的样本也好,捷克的本子也好……即使他是错的也得学,因为不学你不会知道他是错的。”

  2月15日,电力工业部汇报;2月16日和17日,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2月19日和20日,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到4月24日,毛泽东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

  在这个阶段的汇报中,毛泽东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呼之欲出。

  4月19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说:“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次日,他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又增加了地方与中央、经济与国防的关系。24日,毛泽东又归纳出“六大矛盾”,加入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不久,这六大关系之外又增加了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

  十个关系中,前三条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讲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问题。第四、第五条论述的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讲经济体制问题的。第六至九条论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以及是非关系,是讲在政治思想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最后一条则是论述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是讲学习外国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论十大关系》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思路逐步清晰起来。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系统的思路。三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十年总结》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客观经济规律。”

  这时,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正在为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第二版作最后的修订,书中不乏对新中国的批评,但是,在评述新中国的工业化时,费正清说:

  共产党中国的工业成长是迅速的、动人的,而且也是可怕的――比任何一个不发达的亚洲国家都快。

  后来,费正清又在另一本书中说:

  它创造性地吸收了现代世界特别是苏联提供给它的一切。到1957年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8年是一个大胆创新、成绩斐然的时代。

  感谢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及观澜版画原创基地提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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