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亩地的图纸
1950年4月，42岁的炼铁专家王之玺从鞍山赶到天津，在鞍钢连续工作了60多个小时，王之玺双眼已经布满血丝，他在火车上支着头打了会儿盹，算是休息。
一进天津市内，王之玺就指挥着司机，左转、直行、左转……停到一座不起眼的二层白色建筑门口，王之玺下了车，直奔地下室。
打开地下室的门，是满满的三大排木架子，架子上摞满了一卷卷的图纸。
这些图纸，是在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时期，王之玺带着几个同事一笔笔画下来的。1948年8月，盘踞在辽南、沈阳一带的国民党军占领辽阳，在8月15日和9月4日连续向鞍山发起了两次大的进攻，鞍钢办公区正是国民党守敌的最后一个据点，国民党25师的 1.3万军士盘踞于此，战事激烈，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洗劫着荒寂无人的厂区。
在撤离鞍钢之前，几十名工程师连夜赶工，复制了鞍钢的图纸，搬运到关内保存。这些从战火中抢出来的图纸，成了鞍钢改扩建的重要依据。
王之玺把所有图纸带回鞍钢时，26名苏联专家已经在厂里等候。他们进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庞大的扩建设计，以至于专家不够用了，后来又增加到43名。
根据鞍钢的基础图纸，苏联专家先把原昭和制钢所各厂与北部五个私人工厂联合成一个整体钢厂，同时恢复二炼钢厂，新建二初轧厂、大型厂、无缝钢管厂、半连续热轧钢板厂、冷轧板厂和热轧薄板厂。又因为鞍钢是我国当时惟一的大型钢铁厂，要支援全国建设，因此在扩建计划中又增加了300毫米连轧小型厂、250毫米连轧线材厂、螺旋焊管厂、电焊管厂、冷拔钢材厂和车轮轮箍厂等。
以这个方案为基础，1951年10月，苏联编制的120卷《恢复和改造鞍钢总体规划初步设计书》交到了鞍钢人手上。
设计书首页，开宗明义地写着要“扩大鞍钢生产规模，使之大大超过以往达到的最高水平”，“建设新的强大轧钢厂，保证出产多种产品，以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需要”。
120卷图纸，加起来有24000多张。如果一张张铺开，能排满18亩地。
看着浩如烟海的图纸，负责“三大工程”基本建设的鞍钢副经理王玉清顿时觉得心里没底。
王玉清原本是个钢铁业的门外汉，头一年刚刚调到鞍钢工作。他回忆说：
在此之前，我在大连工作。调动工作的时候，李富春同志找我谈了话，让我到鞍钢抓基本建设。当时我很担心，怕干不好，因为我不懂工业，更不懂基本建设。富春同志说：“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习。”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报到时，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对我说：“既然富春同志让你去鞍钢，还是按他的意见办，去了以后遇到困难，部里会支持你。”这样，我就到了鞍钢。
不过，王玉清没想到的是，他在鞍钢遭遇的挑战会如此之大。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都要在原有厂房的基础上建设，可是鞍钢当时连一台水平仪都没有，地面上不能搞测量，地下的土壤承压试验也做不了。
当时，鞍钢的生产情况也简陋得超乎想象――高炉炉身是用耐火砖砌筑的，外边加几道铁箍，铁水不是流进铁缸里运走，而是在炉台上用沙子筑起一个个格子坑，让铁水流进去凝成块。
更严峻的是，整个鞍钢的技术力量只有70多名工程师，其中还有60多名是伪满时期留下来的日本人，正在逐批回国，全部遣返后，作为全国钢铁产业中心的东北，技术人员仅占全行业总人数的0.24%。
苏方给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都采用了当时的最新成就，工程全部自动化，机械设备全部由电气操纵。有些设备在苏联也是刚刚设计成功，就直接拿给鞍钢。这样的建设任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何况，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席话，无异于给“三大工程”竖了一块倒计时牌。
会上，李富春做了题为《中国工业的目前情况和我们的努力方向》的报告，他说：“到1953年，我们修建铁路的钢轨，就可以完全由自己解决了。大型钢材、无缝钢管及薄型钢板，也能大部分解决了。这些新厂的建设，对于我国的重工业，是会有一定的加强作用。”
这个报告等于是公开宣布：1953年新中国将有新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开工投产。
掐指一算，只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
再现“复工奇迹”
正踏上遣返回国路途的原昭和制钢所理事濑尾喜代三倒是信心十足，他说，看到鞍钢复工的奇迹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你们中国工人不能实现的。
1948年11月，濑尾喜代三和修建工程师原一桢组成二人小组，与王之玺和工程师邵象华、杨树棠、李松堂分成两路，设计鞍钢的全面复工计划。
两组人把工厂里里外外走了个遍，就花去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这不是因为厂区有多大，实在是当时的情况惨不忍睹。偌大的厂区一片荒凉，到处杂草丛生，许多地方的蒿草没膝、齐腰，甚至比人还高。双脚还没踏进草丛，就先扑啦啦地惊起了雉鸡，吓跑了野兔。
道路两旁，杂乱地散放着各种残损的零碎部件、电器设备和长满厚厚红锈的废钢烂铁。厂房四壁布满了枪痕弹洞，楼里四处是玻璃碎片。稍微值钱一点的仪器早已不见影踪，就连楼梯扶手上包着的铜边都不知被谁扒掉了。
濑尾和原一桢受命与王之玺“背对背”地分别拿出鞍钢复建方案。三个星期后，王之玺的方案摆在了桌子上，但濑尾只拿了个草稿出来。
鞍钢护厂大队负责人王群问濑尾：“依你看，需要多少时间，什么条件才能修复鞍钢？”濑尾抹了抹嘴唇上的八字胡，有点尴尬地干笑了几声：“修复谈何容易，需要美国的设备，日本的技术，再加上差不多20年的时间。可惜，你们和美国没有建交，日本又是战败国。外援无路，内力空虚，这片厂区看来只能种高粱了。”
最终，濑尾他们还是做了一个复建方案，但是比王之玺的计划小得多。经党组织和厂领导研究决定，按照王之玺等人设计的方案开始了复工工作。
器材的缺乏是复工的头一道难题。老工人孟泰带头捡散弃在各厂角落的器材机件，从废品堆里搜寻有用的物资，再把它们修整一新。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孟泰跑遍了十里厂区，刨冰雪，挖废料堆，捡了成千上万个零件，建起了全国闻名的“孟泰仓库”。在炼铁厂开工修第一座高炉时，缺一个三通水门，打开“孟泰仓库”，里面有各种型号的三通水门1300多个，随便挑。后来在修复一、三号高炉时，所有管道系统的零件都是“孟泰仓库”提供的，没有花一分钱。
为了确保鞍钢复工，时任鞍山市委书记的杨春茂同时兼任鞍钢监委，发布了《为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布告》，向百姓征集鞍钢在战乱中散失的器材。
鞍钢成立了15个献交分会，鞍钢制造部总工程师杨树棠记得，在他从住处去办公室的路上，看见衣着褴褛的工人群众用肩挑、背扛、车送，把各种设备、器材从铁东、铁西、立山等处潮水般地运到厂区，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真是一场神话般的奇观壮景”。
人们献交出来的大量器材就摆在鞍钢办公楼门前、钢铁研究所门口和正门附近的马路上，其中不乏价值不菲的贵重器材。电修厂工人魏荣夫把自己过去开电料行的148件原材料全部献出。杨树棠和其他工程师每天就到路边扒拉，几乎是应有尽有。
到1949年1月10日，已有4255名职工献了器材，占职工总数的73%，共献出各种器材 52462件。全市累计献交器材1123种，212694件，其中鞍山市立山区在3天内献交马达300多台，新华区仅电机一项就献交157台，献交的电器材料能缩短鞍钢电气修复计划一个月。
濑尾由衷地赞叹说：“昭和制钢所从来都是防着工人把厂里的东西往家里拿，哪儿有工人往厂子里送东西的。有了这些器材，鞍钢恢复生产的速度起码可以加快十年。”
日本人无法理解那个年代里国人的踊跃与忠诚，但那样的岁月却真实地存在过。两年后，复工时曾经的激情，建设“三大工程”时又再度燃起。
1951年12月13日，李富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
四天之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
鞍山东山上突然间拔地而起一座大宾馆，住进了几百名苏联专家；厂房边盖起一长排三层高的新宿舍楼，迎来从全国各地抽调的技术干部；被鞍钢人称为“三角楼”的两栋大楼都被清理出来，接待应聘的专家和工程师。
从1952年3月开始，鞍钢从生产单位抽调了15名老干部，170名一般干部，180名技术干部和大批技术工人。
原来不大的鞍山城一时间沸腾起来。时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周传典回忆说，办公楼彻夜灯火明亮，工地上人喧车鸣，到处搭起脚手架，闪烁着电焊火花。人们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像是在跑步。
1953年时新华社发表的《祖国建设的新气象》一文中说：“从去年3月到今年2月中旬为止，全国各地派去参加鞍钢建设工作的干部、技术人员、农民、大学毕业生和军人等就有4万多人。”
1952年7月14日，无缝钢管厂破土动工；8月1日，大型轧钢厂破土动工。次年春，七号高炉动工。
“三大工程”轰轰烈烈地上马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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