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卫被双规后，其力推的“德钢”项目即被拆除。 （南方周末记者 冉金/图）
“运动式”发展楚雄
和一般吸毒者精神萎靡不同，杨红卫素来给人印象“精力充沛”。在楚雄，杨红卫向以作风强势敢做事著称。但同时也因为决策武断，且缺乏法律意识而受到诟病。此即为官方对外公布之“违反组织纪律，失职渎职”的由来。
最近的例子是云南省拟建一个备降机场，楚雄也加入对这个项目的争夺。今年3月，专家做选址考察后提出需要设施配套，杨红卫当即要求当地县政府在一个月内，修出一条8公里的跑道。“一个工程上马，除了勘察设计、建设施工，单是办理建设用地的合法手续，就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这只能说明他完全没有一点法律意识。”一位参与项目评估的人士评价道。
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在杨红卫身上发生。2005年，在杨红卫主持下，楚雄州成功申办2012年的 “世界茶花大会”。于是茶花被确定为楚雄市“市花”，并计划把楚雄市打造成“以茶花为特色的生态园林城”。除了规划建设茶花博览园、茶花谷和茶花溪等项目外，杨红卫提出将楚雄市的行道树全部砍掉，东西二环建成茶花大道，主城区主要路段全部用茶花绿化、美化，修建沿河茶花景观带，因激起楚雄老干部的群体反对而作罢。
2009年，为“营造楚雄民间栽培茶花的氛围”，杨红卫又在楚雄市掀起“茶花总动员”，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动员楚雄的机关单位、企业、学校、小区、家庭种植茶花，要求按在职人数，“至少每人一盆”。
这也受到楚雄内部公务员的批评。被认为是“运动式”行政文化传统，借号召之名，行强制之实，超出政府法定职责，显示出“家长做派”。最后遭媒体曝光，不了了之。
落马前，杨红卫曾数次跟楚雄州前政协主席杨成彪提起，对前任花9000万元建的游泳馆不满意，觉得和彝州的建筑风格不合，像个乌龟壳，想拆了重盖，希望得到杨成彪的支持。“他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杨成彪如此评价。
2008年，州委书记赴京长期治病，杨成了事实上的一把手。“想到就干”更成惯例。
有意思的是，杨红卫在决策经济项目时，往往呈现出极度的不理性，熟悉杨的人士介绍，杨“极其勤勉”，不是在调研就是在开会，其亢奋程度往往令旁人吃惊。而其所吸毒品“卡苦”传言中一大功效就是提神。如今还很难得知，杨的诸多决策，是否是在吸食毒品后的极度亢奋中作出。
杨红卫主政时，力推的占地70万亩的“西南葡萄酒城项目”和占地50平方公里的“世界和平博览园暨万国总统府与皇宫项目”在其落马后，都备受质疑。
其中“葡萄酒城”是杨红卫2008年与几名外商达成的合作协议。计划在楚雄种植70万亩葡萄，同时5年内引进一批国际知名葡萄酒企业，由外商投资12.8亿美元，在楚雄开发葡萄种植与葡萄酒及相关产业。
规划描绘了美好的前景。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工业生产总值约300亿元、新增税收约45亿元，农户葡萄种植收入将达到30亿元左右。杨红卫寄望借此实现楚雄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但该项目始终备受质疑。除了楚雄州的水土、气候以及技术条件并不适宜葡萄种植；葡萄酒的市场前景、楚雄的土地容量都令人忧虑。“整个楚雄只有260万亩耕地，其中烟草占了70万亩，如果再种70万亩葡萄，剩下的土地还够不够吃饭？”杨成彪说。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杨红卫却“一意孤行”。“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在一次项目推进会上，杨红卫说道。
于是，他向各县摊派任务，强令规划圈占了大量土地以供未来葡萄园建设，还耗费大量资金建设配套设施，但项目推行至今，外商投资不见一文，也没有任何国际知名葡萄酒企业入驻。
另一个和“世界华人工商促进会”签订的“世界和平博览园暨万国总统府与皇宫项目”则争议更大。协议称，拟把世界各国的总统府和皇宫按不同比例集中在楚雄市的青山嘴水库库区开发建设和展示，项目规划面积约50平方公里，预计总投资200亿人民币以上。
“在旅游客源市场并不理想的楚雄，投资200亿建这样一个没有旅游价值的项目，谁去消费？如何收回投资？”这导致一些楚雄老干部直斥杨红卫不懂经济，是理想家。
熟悉杨红卫的人评价，在楚雄州长任上的“恣意妄为”，与杨的仕途履历有关。杨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从政。23岁即出任红河州团委书记。28岁担任弥勒县县长，因为年轻，曾被戏称为“娃娃县长”。在弥勒县长任上，杨红卫当选全国百大优秀县长，33岁升任红河州州委常委、秘书长、党委副书记。2005年，42 岁的杨红卫调任楚雄，不久担任楚雄州州长，得以主政一方。
作为第一个到异地主政的红河州高级官员，离开时，杨红卫曾被寄予厚望。所有人都认为其前程远大，“还会继续往上走”。在乡人眼里，杨红卫“当官就是要在更高的位置上做更大的事”。
在杨主政之下，楚雄经济呈现“两大亮点”：一是多个工业企业项目被迅速引进；二是借助房地产的宏观形势，城市开发和城镇建设推进迅速。但明眼人指出，这些所谓投资商本意其实是借楚雄通过项目建设推动城市化之机，以投资项目为名，试图在楚雄方兴未艾的房地产市场中低成本圈地。
而楚雄为吸引项目投资推行的“土地政策”则为这种圈地运动开了方便之门。
2008年2月，楚雄州委州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规定，为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对以出让等有偿方式提供用地的，属国家和省州鼓励的投资项目，由各县（市）根据项目发展情况制定土地出让金返还比例。”
“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划拨供地目录》的城市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卫生设施等社会公益性项目用地，按划拨方式提供。经批准设立的非公有制经济园区，自批准设立之日起5年内的土地收益可留在园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土地纳入统一供应，可采取分期付款、挂账付息、先交后返等方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据了解，楚雄的土地违法操作并非自杨红卫始。但这份多处违法的“意见”却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将土地违法操作“合法化”，将政府从农民手中廉价取得的土地拱手送给投资商和开发商，结果为权力寻租制造了巨大空间，扰乱了楚雄的土地开发市场，为严重的土地腐败和招投标乱象埋下了种子。
另一方面，在楚雄经济被迅速推高的背后，却是严重的权钱交易和土地腐败。据接近杨的人士称，在楚雄的6年，最大程度地暴露出杨红卫不懂经济和科学规律，缺乏法律意识，刚愎自用，决策盲目专断的一面，也助长了楚雄的权力腐败，最终酿成了楚雄此次官场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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