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动”王国
1986年2月，于志安以“汽发”为依托组建了“长江动力公司”。他的满腔热情开始转向急剧扩张的野心膨胀。
资料显示，短短两年时间内，“长动”公司通过兼并、购买等方式，建成了横跨水电、机械、建筑、建材、交通、造船等六大行业，以及科研、设计单位在内的大型企业集团，下属公司遍布全国15个省市和香港地区，共计180余家单位。
1986年4月，“长动”集团承包天津碱厂自备热电站工程。根据于志安的筹划，这是他开展“三个一”项目运作的先例：给我一块地皮，一张支票，到时交给你一把完工钥匙。于志安将各项具体任务在下属成员单位中分项承包，“做成了政府才能做的事情。”
非但如此，于志安甚至还破天荒的于1992年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武汉市建材工业局兼并，将其变成“长动”公司建筑材料总公司，创造了“一个企业兼并一个局”的先例。
此时的于志安显得豪气冲天。为搞好长动集团，他先后从武汉“汽发”厂拿出4个多亿用于兼并，这些企业中不少与“汽发”厂的发电设备制造毫无关联：武汉照相机工业公司负债千万元，“长动”集团以兼并方式接收其全部资产和债务。
兼并武汉玻璃厂后，于志安先后投入现金800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原料。对此，于志安的解释是：没有不能涉足的领域，没有不敢干的事业。
各成员单位厂长、总经理由于志安直接委派，同时实行独立核算，以激发企业活力。出版于1988年10月的《走出夹缝》一书记载，于志安其时就鲜明地认为，当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已客观存在两条“轨道”，一条由政府机构组织经济活动，一条由企业集团组织经济活动。
于志安说，前一种经济活动在我国显示出了种种弊端，“它只能在改善中保留，在保留中改善和消失。”在1980年代末期，于志安的类似言论明显超前，曾引发广泛讨论。
《走出夹缝》一书出版时首印12000册，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甚至因该书出版为“特等劳动模范于志安同志”题字赠言，一时江城纸贵。
时有著名经济学家将于志安的“长动”实践总结为“长江模式”，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孟还在《经济日报》发表题为《搞好国有企业必须造就大批于志安式的企业家队伍》的文章，推广于志安经验。
于志安最辉煌的时候，曾在“长动”大门口立起一座高达数米远远盖过大门的孙悟空塑像。胡训林介绍，“齐天大圣”正是于志安喜欢的性格。在《走出夹缝》一书中，于志安写道，行政机构本身并不创造价值，管理企业只要有一个法宝就可以了，那就是唐僧的“紧箍咒”。对于企业，应当让它像“齐天大圣”那样大显神通，只要遵守政策、法规，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有什么不好呢？
“个人英雄主义”
在铺天盖地的荣誉面前，于志安“一贯反抗上级”、桀骜不驯的性格再一次彰显。这时的于志安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营建他的“长动”帝国，一系列关于国企改革、国有产权的超前理论和说法不断见诸报端。
时任武汉《爱情婚姻家庭》杂志社社长李德复是武汉当地知名作家，曾与于志安交好，曾为于志安前往华中理工大学演讲牵线。他记得演讲当天，于志安典型地展现出思想开放、意识超前的一面，“听于志安讲话每次都有新玩意。”追随于志安多年的胡训林也记忆深刻，口才出众的他常常一讲四个小时，滔滔不绝、场场爆满。
刚到“汽发”之初，于志安就曾拒绝国家注资，声称要自己救活自己。此后，呼吁企业离开国家这一大保姆，强调“企业要靠自己来办”，成了于志安观念开放的鲜明例证。
非但如此，于志安还不避忌讳地提出，国有企业产权可以不属于国家，而属于企业自己。这正是于志安引发最大争议的所谓“产权理论”，他提出：国有企业应在承包经营中以企业留利的形式实现企业自主产权，然后与国有产权一起形成股份制，国有产权与企业产权的比例应随企业的发展而变动，开始时国有产权比例可达 90%，此后企业产权可以扩大到20%、40%、90%等等，而国有产权相应地缩小为80%、60%、10%。
其时，于志安倾力打造的“长动”独立王国已愈发表现出异类的意味。在武汉，“长动”集团成为了“无上级企业”，于志安也因在武汉敢顶撞领导、敢顶撞管事的“婆婆”部门再一次广为人知。
刚刚退休的“长动”集团职工张立国回忆，于志安曾在厂里的某次大会上讲，他曾拒绝有关部门调任其出任黄石市委书记的设想，称“他的理想是当总理”。
张立国曾在“长动”集团监察处工作数年，与于志安多有交道。他透露，于志安一直梦想仿效“武钢”模式，在“长动”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公检法司系统，脱离地方制约，“保卫处变为派出所，监察处变成检察院。”
在“长动”集团，于志安身兼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独断专横，容不得不同意见，否则就处罚、清除；他的话就是‘法律’，想罚谁就罚谁。”陈树斌也认为，在“长动”集团于志安一言堂，“做事霸道，他定了的事谁也不可能改。”
对此，有关具体的说法是，“长动”集团自1991年起就未召开过职代会，甚至有武汉市职能部门前往“长动”作例行检查时，于志安派保卫人员将他们拒之门外。张立国介绍，在武汉市人大的一次会上，慷慨激昂的于志安称，“武汉三镇真正的企业家不多，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话音刚落，会场一片哗然，于志安遂给人以飞扬跋扈、自我膨胀的记忆。
据李德复分析，于志安有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太注重于“搞出一个名堂”。对“长动”的急剧扩张，张立国也认为这正是于志安最大的失败，“摊子铺得太大”，“好大喜功，以为自己是常胜将军无所不能。”
其时，有评论认为，于志安逞强好胜、敢为天下先的同时，通过大量兼并，试图创造出国企改革的新模式，但因为盲目兼并，非理性的跨行业经营，大量的金钱投进了一个个无底洞，让于志安既不堪重负又无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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