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反抗上级”
1959年秋季，于志安离开工厂，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二次踏入大学校园，成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兼哲学系主任李达的学生。四年后，于志安大学毕业，随即到武汉柴油机厂当厂长。
1986 年《长江日报》曾发表题为《负重取胜》的报告文学，反映于志安事迹。该文记载，刚上任一年，武汉柴油机厂在于志安的带领下就自制、改制出170多台专用设备、1000多套工艺装备，建立了5条柴油机生产线。到1966年，武汉柴油机厂已成为我国第一家年产万台柴油机的工厂，跃升行业翘楚。
荣誉再一次接踵而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亲自组织推广武汉柴油机厂经验，周恩来总理也赞扬为“中国自力更生的样板”。《走出夹缝》一书甚至记载，武汉市委专门发文规定，凡请于志安作报告，由市委办公厅统一安排。
1965年底，“样板厂长”于志安与“铁人”王进喜一起，被推举为全国六大标兵。只是不久，于志安因“在武大期间与两名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动学生同居一室，关系甚密”，而被取消标兵称号。
“文革”爆发后，成名甚早的于志安也未能逃脱不幸的命运，“一贯反抗上级”“一贯反党”的过去成为极大罪证，有关资料记载他甚至被打入“薄一波叛党集团”名单。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为《走出夹缝》所作序言中透露，1967年8月29日，惨遭殴打的于志安因“凶手们商量把他装进麻袋投入江里，被他听见”，“为了留下一个尸体做造反派的罪证，他大喊救命之后从三楼跳下去。”
于志安大难不死，被妻子周馥砚辗转送往上海治疗，由此成为被通缉的“逃犯”，继续遭受批判。1976年“文革”结束，但这并不是于志安人生的转机。
据1979年8月13日中共武汉市委“武文【1979】119号”文件记载，于志安同志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利用职权，压制民主；目无组织纪律，对抗上级组织决定；歪曲事实真相，诬告上级领导，?? 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跛着脚的于志安开始了上访之旅，几次前往北京要求平反。随后，中央有关部门派出“于志安专案检查组”进驻武汉。一年后的8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布“武文【1980】49号”文件撤销上述决定，称“当时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处理错了，责任在市委”。
从“汽发”再次起飞
1981年10月，在家赋闲一年之后，经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提议，于志安出任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厂长。早在1970年就进入“汽发”工作的陈树斌至今记得，于志安是拄着拐跛着脚走进厂里的，很快获封为“于跛子”。
这一年，于志安50岁，他也由此迎来了人生中最为恣意灿烂的一段时光。
有关资料记载，其时的“汽发”拥有近5000名职工，是全国电站行业的亏损冠军。经过十年浩劫洗礼，车间内成排机器闲置、大量产品滞销积压；工人人心思动、偷窃成风。于志安在其著作《走出夹缝》中记述，1981年“汽发”产值仅2000万元，亏损240万元。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这个厂关门，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于志安上任后，大刀阔斧的热情再一次迸发。自1984年开始担任于志安秘书的胡训林回忆，于志安每周只回一次汉口的家，吃住都在“汽发”办公室，表现出冲天的干劲。
他从整顿风气入手，严厉展开“治乱治邪”工作；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和用户需求方面”，研制开发市场急需的新产品；依靠科技创新，在内部实行配套改革，挖掘老旧设备潜力。
在1980年代初，于志安的改革显得出类拔萃，又立竿见影。1982年，于志安上任首年就实现扭亏为平，1983年盈利77万元，此后逐年翻番，到1990年已突破8000万元。同时，在1989年上缴国家利税费达3563.4万元，1990年超过4000万元。
这一切，无疑堪称奇迹。
各种荣誉又一次朝于志安涌来。他相继获得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首批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并相继出任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务。
与此同时，于志安还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兼职教授，为学生讲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课程。胡训林称，于志安每年讲课时间超过200多课时。
这时的于志安赢得了“汽发”上下职工的一致拥护。在陈树斌的记忆里，“当时的‘汽发’职工待遇是武汉三镇最好的”，甚至一街之隔的华中理工大学教授也赶不上他们的待遇，到“汽发”上班成了让武汉人艳羡的事情。
此时的“汽发”也因此成为武汉最大的财主之一。在于志安事发后，武汉市有关部门和官员“钱在汽发出，发票在汽发开”的说法广为流传。其时，武汉市流传一句话：在街上吃饭是资本主义，在汽发吃饭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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