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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中国国际救援队大本营:和死神赛跑的人(组图) |
| www.sinoca.com 2011-05-22 外滩画报 |
2003 年，救援队终于接到了成立两年来的第一个境外任务，去阿尔及利亚的地震灾区救援。卢杰和王念法都被选中了，去之前，王念法自认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到了现场，王念法突然觉得武警总院太平间搬尸体实在是件轻松容易的事，“现场的情况完全不是那样，尸体高度腐烂的味道是很反胃的。”
而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则是胡杰的第一次出征。出发的前夜，他一晚上没合眼。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激动。对胡杰来说，三年来比特种兵还艰苦的训练，他练就的一身本领，总算找到了机会施展。
但他还没救到人，就已经被上了一课。“几乎每一个救援队的队员，在进行第一次国际救援时，都会很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走出国门进行救援，很多人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跃跃欲试就想去救人。但实际上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灾区，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休息时间都被浪费掉了，等你真正要去救援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很累了。”卢杰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队员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不是想象的那样。后来他们都有了经验，“一上飞机就睡觉，不到现场，没有需要就不睁开眼睛。一到现场立马头脑清醒，展开判断和救援工作。”
一打电话，就放不下了
29岁的步兵戴着一副眼镜，在一溜视力至少在1.5以上的人群中，显得有点突兀。他是北京人，中国地质大学的地质学在读博士生，还有一年就将毕业。他是培训中心里唯一一个戴眼镜的教官，也理所当然是学历最高的那个。
两年前，步兵硕士毕业，面临就业问题。中国地质大学的地质学是个好专业，毕业生不愁没人要，步兵的同学们要不是去国土资源部之类的国家单位，要不就是进企业，像中石油、中石化之类的大型国企，轻松钱又多。偏偏步兵跑到了地震局，非要去救援队工作，他的同学都有些不理解，“那里都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又苦又危险，你去能做什么？”
“我体能其实很好，以前老跑野外玩，攀岩啊爬山什么的。那种一边欣赏大自然又与之抗衡的感觉挺好的。”步兵的父母都是搞航天的，但他对航天兴趣并不大，他小时候的愿望是当一名外科医生。“我觉在医生救活一个人的时候，家属的那种感谢的眼神，是特别美好的。”
也许是父母为他取“步兵”这个名字时，已经预测了他的未来。后来，他在救援队中找到了和救死扶伤的医生同样甚至更大的成就感。“我们也可以救人，就算我们无能为力，看着那些痛苦的家属，好似离自己的亲人很近，但却已经生死两隔。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们之间的桥梁，可以送他们最后一程。每次的救援工作总能给我一种特别大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其他工作所不能给我的。”
进了救援队没多久，步兵考博士的成绩也出来了，他考上了博士，但有点左右为难。最后，培训中心一商量，破格允许他边读博士边上班。“我们不仅需要军人，也需要这样的文化人才，步博士的特点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他是一个具有创新性与复合型的人。”卢杰笑呵呵地介绍道。在训练基地，有当兵出身的，也有技术岗位来的；这几年，步兵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也成为了吸收的对象。
步兵第一次接受的任务是今年2月份的新西兰地震救援，清晨六点半，还在睡梦中的他接到了出发的命令。出发前，他犹豫了很久，要不要给家人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队里的老大哥、31岁的王念法教他，“别打电话，就发条短信，只要一打电话，就放不下了。”
步兵拿起手机，编了一条再简单不过的短信，只有六个字：“我去新西兰了。”按完发送键后，他立刻关掉电源，把手机丢到行李里，任凭电话那头的人如何狂打他的号码。他没有时间让自己沉浸在一些情绪里，“每次从接到任务到正式离开就几个小时，而在这几个小时中，你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包括检查个人装备，与对方领导联系，了解风土人情等等。这不容许你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与家人的沟通上，如果这样，不仅浪费时间还分了你的神，只会让你更累。”他们速度最快的一次，六点半来的通知，七点半所有人已经拿好装备集合完毕；八点半，队伍整装出现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
而王念法自己发给妻子的短信更简洁，“有任务！”出发到回来，一共才三个字。
到了第一线之后，步兵也学老队员一样，定期给家里发个短信，报个简单的平安，并不长聊。“媒体会及时地播报我们的情况，他们会关注的，所以通过媒体了解往往比我们在途中跟他们说要好一些。因为有些话我们并不能很好地掌握分寸，说得危险了，他们反而会担心。”
即便作为博士，步兵依然觉得救援不像他起初想象得那么简单，“这个工作对人的要求很高，你不光要有救援技巧、好的体力，还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你不光要会英语，还得会手语。其实与人沟通语言并不是唯一的途径，你可以打个手势或画一幅图。这种与人沟通的能力我们也是到了现场才被逼出来的，还有协调能力等等，这项工作要求的实在是太多了。我有时也会觉得自己不足，回来后还要继续学习。”步兵说。
在生与死的边缘行走
“救援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化和常态化的工作，这也是这个队伍成长的一个标准，也是队员们成长的标准。就像我生命中的一件事，我要去做，只不过是任务不同而已。”卢杰说。从一开始的兴奋、惊慌、哀伤到如今平静地投入每一次救援，这是每个队员都要经历的心理历程。
新西兰的地震是6.3级，受灾情况严重，那是步兵第一次经历那样的场面，一直呆在平静校园里的他亲眼见到了生命的逝去。他们救援的现场就在七层楼的废墟旁，“余震很强，甚至三四级的余震时有发生。如果真的有余震来的话，我们也是很难逃的。”
但在那样的境地下，没人顾得上想太多，救人是天经地义。“说白了，这项工作本来就是在和死神决斗，你就是在生与死的那个界限处。”
看着周围老队员们把尸体挖出来，摆放在一边，表情平静，他知道这就是工作，没有悲伤，没有恐惧，没有不适，多余的情绪都是不适合的。只是等他停下手头的工作，看到死者的家属到现场默哀的时候，那一刻他所有的情感都会爆发出来，“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哭，一起难过，但是当默哀结束后，我会继续工作，那些情感又会被我抛诸脑后。”
也许是因为年轻，对很多情感无法感同身受，同去的救援队里有年纪最大的李尚庆，41岁的他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他曾参加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搜救工作，“当时我们是在汶川的一个小学进行搜救的。看到死去的和幸存的孩子，身为一个父亲，我心里很难受，一直是含着泪救援的。回来之后，相关的电视节目都不敢看，一看就会想到当时揪心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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