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满座衣冠似雪。太史公说，送行者听了荆轲的歌声，“士皆目，发尽上指冠”――多年后，岳飞提笔写下悲壮的《满江红》时，“怒发冲冠”这个著名的开篇，正是从这个典故中来的。
不管易水之别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出于司马迁的想象，都无疑是一座文学的丰碑。与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高渐离等著名刺客一样，荆轲只是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是最终未能逆转形势的失败者。荆轲的故事充满了不幸。政治刺客的下场总是很悲惨――他们刺杀的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所以必定横死。但历史的讽刺却在于，借助司马迁的不朽史笔，小人物和失败者获得了不朽。2000多年过去了，伟大的帝国一次次在同一片土地上形成又溃散，曾经像神话一样的帝王业绩都已经灰飞烟灭，几名刺客的故事却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
“暗杀时代”与“改革时代”
仅从人性的角度看待暗杀，充斥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的暗杀行动，和《史记》记载的暗杀故事没有什么分别。但对20世纪的革命理论家来说，“暗杀时代”的暴力活动，和之前历史上一切因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流血事件，有根本上的不同。
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总结了不惜诉诸暴力的三个目标――后人总结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之排满，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民主主义之自由平等，哪一样不需要流血牺牲？ 有人统计过，《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
自从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条，吴樾觉得，值得自己关心的只有排满。“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他写道，“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们不惜赴死，是为了――用孙中山的话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暗杀时代”其实也是“改革时代”。1905年，侥幸逃过吴樾炸弹袭击的五大臣游历欧美十余国，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观察报告――其实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起草的。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
对改革的目标，当然有不同看法。富国强兵是其一。端方告诉慈禧太后，立宪还能保证“皇上可世袭罔替”――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的。在端方这样的掌权派、康梁这样的改良派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看来，保中国和保大清并不矛盾，两者是一体的：只有改革才能保国，只有国家保住了，才能保住大清的统治；反过来，大清政权的延续，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改革的成本。
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并不作此想。革命党人觉得，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正是清朝的统治。中国的富强和清朝的统治不能两全。革命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将保中国和保大清切割开来――所有有利于清朝统治延续下去的措施，哪怕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措施，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
孙中山并不是生来就激进的。1894年，孙中山怀着满腔报效国家（当然也是报效大清）的热情，通过同乡唐绍仪的关系得到了盛宣怀的书信推荐，专门到天津，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献折子。折子里洋洋洒洒上万言，都是富国强兵的建议。可惜，李鸿章当时忙着应付朝鲜危机，无暇顾及这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孙中山一肚子保国（也是保大清）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由此对朝廷的办事效率和个人的上升机会产生了怀疑，开始有了以暴力改变现状的念头。
但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改革共识前所未有地强大、坚定――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由于朝廷仓皇西奔，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所剩无几。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 ――清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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