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
荆轲刺秦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227年。2132年后的9月，26岁的安徽人吴樾秘密潜入了北京。他住进一家小旅馆，联络城内同志，前往北京火车站勘察地形，谋划暗杀的种种细节。
吴樾的目标是清廷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他们受慈禧太后的委托，出国考察立宪，为中国实施政治改革做准备。五大臣出洋，名义目标是考察学习，以资政改，其实，经过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和日俄战争，以及这些事件引发的长年累月的政治辩论，政改路线图早已成形，实行君主立宪已经成了唯一选择。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消息一放出，就成了朝廷准备改革的活广告。五大臣中有满人，也有汉人，大多口碑不差，向来被视作朝中的改革派。他们一动身，就是为了昭示中外舆论，意在表明紫禁城内的改革决心。
属意立宪改良的人士翘首以望。火车站位于正阳门外，距离紫禁城不过一箭之遥，五大臣预定动身时间是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出发之日，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谁也没想到，吴樾在自己的包袱里带了一枚炸弹。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吴樾都更应该是个暗杀的理论家，而不是实践者。他遗留下一张照片，看上去样貌普通，尽管很年轻，但绝非头角峥嵘、锋芒毕露的人。他生于安徽桐城。桐城距离江城安庆――安徽的首府――不远，在整个清代都以文化昌盛而著称。桐城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出过一些非常著名的文人，他们的散文风格风靡100多年，影响十分深远。最后一个桐城派的散文大家吴汝伦是吴樾的同族，按照辈分，吴樾应称吴汝伦为叔父。这位族叔显达一时，但吴樾的家庭却很贫困。吴樾在后来的自述中说，他8岁就失去了母亲，真正抚养他的是他的二哥，但不幸的是，没过几年，兄长也去世了。吴樾的父亲在外地担任一个很小的官职，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放弃官职去做商人――这种转变一定很不容易，因为吴家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好。吴樾回忆说，父亲“迫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兄弟教养之用”。
吴樾的青年时代和大多数官宦家庭的后代无异，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从13岁开始致力于科举考试，但似乎并不擅长此道，科举之路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吴樾连考7年秀才不中，从来没有得到哪怕是最低级别的功名。21岁时，他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从此绝意于科举。两年后他到南京找事做，同样不顺，最后只好孤身北上，到保定去寻找机会。
在中国古代，游宦在外的官员有为同族晚辈谋出路的义务。吴樾离开家乡到北方之后，因吴汝伦出力，他先入保定的两江公学读书，随后考进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两江在清代指的是安徽、江苏和江西三个省份。从字面意思看，这所学校是苏、皖、赣三省在保定的同乡集资建立的，目的是为同乡子弟提供一个受教育的场所。
吴樾在保定接触到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非官即幕”，以致他也忍不住“怦怦然动功名之念”。传统上，官员都是取得了功名的读书人，而他们的幕僚要么是科场失意的读书人，要么是家境贫寒的候补官员。19世纪中期之后，动荡的局势也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机会，没有功名的人也有机会通过战功、经营洋务或编练新军做官――出身于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就是一例。社会上普遍将保定高等师范学校这种新式学堂作为一种进身之阶，对吴樾这种出身的年轻人来说，有“功名之念”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但时代的潮流却把他卷离了原有的位置。在赴北京实施暗杀前半年，他在文章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正是在新式学堂读书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先是在康梁的影响下，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年轻人，变成立宪主义者；又在革命党人所办的报刊影响下，从立宪主义者变成民族主义者。转变如此迅速，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张报纸还没有看完，他就接受了其中宣传的主义。
现场
暗杀的成败系于无数细节，即便是心思最缜密的刺客，也无法保证一定成功，更不要说功成身退了。所以，无论成败，暗杀的结局必定是一场悲剧。到底是什么让一些不乏热情和才华的年轻人，放弃“功名之念”，醉心于炸弹和暗杀？
暗杀的历史几乎和政治的历史一样长，但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过刺客性格对暗杀行动的影响。刺客并不是军人，更不是职业的杀人专家。他们只是些普通人，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往往是为了某个特定目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杀人。
人们一般会认为，那些处在社会边缘、遭遇过某种创伤经历的人，显然更容易做出激烈危险的举动。这通常也符合暗杀者的特征。接连失去母亲和兄长的经历，贫困的生活和一连串的失败，对吴樾的性格肯定有某种影响――也许这让他比一般人更勇于面对死亡。
自从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吴樾不再考虑辛苦而前途难测的寻常生活。按照惯例，吴樾早早成了家，并把妻子留在家乡，自己则过着一种近乎浪游的生活。 1903年，他曾和安徽籍的同学一路由北而南，旅行至上海，在那里结识了陈独秀。没有资料显示吴樾曾长期从事某种职业。他个人的自述中也完全没有这部分的内容。吴樾到过国内许多地方，加入了若干秘密会社，与安徽和浙江的会党都有联系，其中一些人――比如陈天华、陈独秀――是他的挚友，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生平。
吴樾交待，如果他在暗杀行动中遇难，就将遗著托付给陈独秀。这是一部两万多字的著作。他在其中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然而，大多数篇幅都在讨论暗杀的必要性以及手段。
吴樾心目中的暗杀对象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包括慈禧太后，但五大臣并不在其内。吴樾一而再、再而三地谋刺的对象，是时任江宁将军、陆军部尚书的铁良。在他看来，铁良对汉族的危害甚于慈禧太后。铁良是满族亲贵中的能臣，代表了异族统治的利益、责任感和能力。这种人存在意味着汉族人黑暗的未来。吴樾认为，相比起刺杀慈禧太后，接近铁良的机会要多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1904年冬到第二年春，他两次试图暗杀铁良，都没有成功。1905年夏，他离开保定来到北京，也是为寻找接近铁良的机会。
在北京，吴樾住在桐城会馆里。家乡人都以为这个年轻人来京城是为了考学。吴樾很快和暗杀团体接上了线，不久就参加了陈独秀的老朋友杨笃生组织的北方暗杀团。吴樾给人暗杀团的其他成员留下的印象是沉默寡言，难以接近；据说他可以和一般的熟人对坐终日而一言不发――这使他看上去让人捉摸不定。
刺杀目标从铁良变成五大臣，有点出人意料，但细一想，其实是顺理成章的。民族主义者吴樾反对任何可能延长清朝统治的措施――不管是新政还是立宪。
同志们并不都同意吴樾激进的立场。很多人对立宪抱有期待。当他提出暗杀五大臣的计划时，不少同志不以为然，加上此计划危险重重，结果几乎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实施。
1900年代的暗杀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有人参加暗杀团，并不代表他真的会参加暗杀。暗杀团里的人际关系松散，没人会命令别人去当刺客，即使有这样的命令，别人也未必会服从――相反，决定刺客人选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明确地拒绝参加。拒绝执行任务的原因可能是观念分歧，但也可能是出于害怕。一些拒绝出任务的暗杀团员如鲁迅，则解释说，家有老母需要奉养，因此不能从事这种自杀性的工作。
但暗杀计划最终得到了北方暗杀团创始人杨笃生的支持。杨笃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五大臣宪政考察团的翻译随员。他要随五大臣同行，所以了解考察团乘车的行动细节，这样就能为吴樾的行动提供指引。行动准备时间很长，可能有几个月之久。这期间，吴樾还曾返回安徽去安置家小。
吴樾的遗著里有他写给妻子的遗书，提到他的妻子身材矮小而健康状况不佳，但仅凭遗书无法推断他和妻子的关系是好是坏。另一个革命党人林觉民几年后写给妻子的遗书凄切动人，颇具文学色彩，相比之下，吴樾写家书时的笔调要平淡得多。他在信中写到了自己对死亡的态度，但基本上属于哲学探讨，而不是在表达感情。他甚至没有交待后事。这趟旅行心事沉重，吴樾没有待多久就离开了家乡，他取道芜湖和保定，于1905年夏天回到了北京。
五大臣出发这天，正阳门车站内外人很多，五大臣乘坐的车厢另有装饰，称作“花车”，非常醒目。吴樾打扮成仆从模样，登上列车，然后拎着包袱向花车靠近，准备混进五大臣所在车厢。在花车的门口，吴樾被卫兵所阻，双方拉拉扯扯的时候，列车正接驳行李车厢，行李车厢的惯性推动客车剧烈晃动，引发了包袱中的炸弹。吴樾当场被炸死，另有两人死亡。五大臣仅受了轻伤。
吴樾事败身死，遗骸被带往家乡，埋葬在安庆郊外的大观山。
暗杀没有就此消停，他的死反而激励更多年轻人走上这条道路。两年后，正是在安庆，浙江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击得手，举国轰动。
徐锡麟的暗杀名单和吴樾的暗杀名单很近似。和吴樾一样，徐锡麟要杀这些改革派，不是他们不开明，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国家不利，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开明，是朝廷依赖的重臣，势必延长满族人的统治。
司马迁花了六千多字，为一群亡命之徒立传，尤其细致地描写了矢志刺杀秦王的荆轲的生平和性格。为了阻止秦王嬴政吞并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荆轲决定接受燕国太子的邀请，前去刺秦。他花了很长时间为暗杀行动做准备，仔细设计接近秦王的方式，但始终不能稳操胜券。众所周知，刺客面前是一条不归之路。荆轲动身赴秦的时候，燕人在易水边为他送行。他的音乐家朋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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