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色无味的杀手
潘自强介绍，放射源的申请运用需要严格的手续和审批程序。不过，早年的辐照设施门槛很低，中国民用放射源大概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使用最广泛的是钴－60等，那时一个生产队为辐照土豆、大蒜，就建起一个钴－60源。
此后，放射源遍布全国各地，涉核的机构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医疗卫生系统、农科院系统等，用于测量、消毒、育种等。由于安全防护措施滞后，上个世纪70～80年代，平均一年就有45起放射性事故。根据卫生部放射卫生专家组副组长范深根的统计，中国大陆从1988年至1998年共发生放射性事故 332起，受照射总人数966人。其中，放射源丢失事故约占八成，丢失放射源584枚，有256枚未能找回。
放射源无色无味，隐于无形的特点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研究部主任腾建群介绍，一般放射源都有一个金属的外壳，体积也不是很大，在正常的情况下，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金属物或者铅罐，“人们在不知的情况下，将这些东西当作废铁捡去，很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腾建群70年代就曾经历这样的场景：一块钴－60丢失，全城出动，有关部门背着探测器到处找。这样的场面近年也偶有发生，2004年，一个制造伽马射线的核心放射源――硒块在上海金山县的运输途中丢失，第二天，金山县的大街小巷每隔3、5米都出现一张这样的寻物启示，寻找“一个银白色，大小如 14寸彩电的铝合金箱子”。警察更是全城搜捕，中央电视台连线采访，整个城市骤然紧张。
腾建群说：“放射源丢失不仅难找，而且容易造成社会恐慌。”2009年，河南杞县放射性元素钴－60泄漏的传言致使当地居民集体出逃。同年10 月，广州番禺辐照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发生了一起“卡源”事件，一个辐照装置由于操作失误，导致源架辐射源无法回到源井中，在外漂浮了整整48天，此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让附近居民大为恐慌。尤其是在今年日本核危机发生后，番禺当地人不断询问“广州辐照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到底搬了没有？”直到确认钴―60已经搬走的消息才安心。
80％为责任事故
早年，负责核安全的是卫生系统，但同时它又是大量放射源的使用者，且随着放射源使用逐步扩散到工业领域，卫生部门的监管力有不逮。
2003年，放射性源的监管被划归到环保总局。该局下设的核安全管理司负责此事，其职责概括起来就是对放射源从出生管到“坟墓”。
2004年，接管核安全监管职责后，环保部门联合卫生、公安，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放射源普查的专项行动。普查结果惊人，拥有放射源的单位超一万家，放射源超十四万枚，其中七万多枚在用，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此外，至少两千枚废旧放射源下落不明。时任核安全管理司的李干杰直言我国的放射源 “量大面广、隐患较多、急需整改”。
为了监管放射源，环保部后来出台了系列的法规和政策，同时在自己的网站对放射源各类信息进行公开。
“由于有了系列的规章和措施，加上国家应对及时，核辐射事故总体是在下降的。”腾建群说，目前中国的核事故主要还是非恶意性的行为，比如当废铁出售，但这会危及很多无辜者。
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三十年的放射事故中，由于领导失职、防护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不健全、工作人员缺乏安全防护知识、违规操作等责任事故占到了80％以上。事故又以放射源“丢失和被盗”为主。
此外，如何存放废旧的放射源，也是核安全面临的一个难题。按照规定，废源可以由使用者送回给原生产者回收，退役的放射源一般都会被陆续分类编号管理，然后放到放射性废物暂存库。环保部门的“清源”行动后，各省陆续处理城市放射性废物库中的放射源，将建库以来暂时存放的放射源，集中运往国家放射性废物西北处置场。但是，中国放射源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以15％的速度计算，未来需要退役废源也会越来越多，存放依然是个问题。
腾建群认为，现在急需从国家层面进行立法，加快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核能安全监管依靠的只是一部《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及8部行政法规和一些部门规章，公众最关注的关于“核损害赔偿”问题，也只有国务院发的一个函。
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核安全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原子能法》――这部孕育了27年却两次夭折的法律再次浮出水面，4月上旬，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年会上，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介绍，《原子能法》草案有望在年底征求各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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