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9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古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
“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应该说，蒙古的“抗议”只是“口头”，看来还有节制，对安排中方人员前往调查十分爽快，这是友好的表示。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认为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出，最快也得4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这时，许文益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多年，如能启用可解燃眉之急。不过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许大使当时也清楚，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特别是国内“文化大革命”那种上纲整人的风气还在，如果有人追究大使擅自作主并联系到政治问题，个人很可能要付出代价。
在此紧要关头，许文益大使表现出为国家利益不顾人个得失的精神。他毅然决定开封启用，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此时已经过了11时，电话内容传到外交部会议上，则在12时。
接着这一电话报告，周恩来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事实证明，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关头，敢于承担责任果断行事，是外交人员所需要具备的精神。
接到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后，中央立即通知他们，大使要亲自前往处理此事。9月15日凌晨大使馆又接到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9月15日下午6时，也就是飞机失事两天多之后，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弄清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的正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
当时在现场，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在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9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到达飞机坠毁现场的孙一先同志，利用天色未完全黑下来的机会，抢拍了许多照片。他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对飞机坠落现场和坠毁的飞机残骸，他也从各个不同角度拍摄，这些照片，成为后来确认林彪已死亡和辩明飞机坠毁原因的宝贵资料。
当时出于保密原因，国内未告诉驻蒙使馆详情，因此许文益大使等人虽然感到国内对此事非常重视，却未能了解其严重程度。他们在同蒙方交涉时，为避免将来对方有指责中国的口实，最重视的是争执双方文件上对飞机的定性是“军用飞机”还是“民航机”，为此消耗了大部分时间。对于飞机上的物件的索要，则没有作为主要问题。这些同志事后回忆起来，认为当时如果不把主要精力用于争论飞机的性质，而是索要当时散落在失事现场的物品，蒙方在没有搞清死亡者身份、态度还比较积极友好时，是有可能归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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