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财富报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 I 北京报道
1911年的中国，羸弱，孤独。那一年的2月，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里，“清华学堂”的牌匾被悄悄挂起。 当47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少年走进学堂，他们肯定想不到，自己将作为历史的开创者，被载入史册。
100年不算遥远，但足够震撼。
一个世纪以来，清华大学几经沉浮，数易其辙；兴办于国耻赔款，如今以财富傲人。回顾和梳理清华大学与财富有关的人和事，我们发现，这艘中国高教航母，在培养科学家与社会精英的同时，也在构筑着自己的财富王国。
“学堂”清华
览中国名校，大多数跨越了满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1895年，王文韶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02年，张之洞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前身。
清华学堂创办于1911年，从“年龄”上讲，属于上述学校的“小弟”，但这位“小弟”刚一出世，便引来“大哥们”的羡慕和嫉妒。之所以被人艳羡，是因为这位小弟的“不差钱”。
1901年9月7日，因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朝政府与英、美、俄、德、日、法、意、西、奥、荷、比共11个外国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00年（庚子年），故此款被称作“庚子赔款”。
美国是《辛丑条约》的签约方之一，1901年，各国代表在天津商议“庚子赔款”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令驻华公使康格及《辛丑条约》全权代表罗克希尔于会议中提出两点主张：为免中国财政不胜负荷，全部赔款不得超过15000万美元；美国应分得全部赔款的1/6即2500万美元。
“庚子赔款”的谈判结果是：中国赔款总数为30000.3万美元（合银45000万两），美国分到2444万美元（合银3200万两），占全部赔款的7.4%。
后来，美国政府自认为赔款“原属过多”，主动打算退回一部分庚款。但美国人又不愿意支付现银，他们想出一个一举两得之策：用应退赔款来培养留美中国学生。
有分析认为，之所以说美国此举是一举两得：一是可“弘扬”西方文化；二是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生大增，美国要和日本等国竞争在中国的影响力。美国人认为，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单靠武力是不行的。
当然，此论断无从考证。但不管怎样，美国退还“庚款”，导致了清华的诞生，也开创了中国人去西方留学的先河。
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游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1909―1911年，游美学务处选送三批共180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与金榜正，著名的化学家张子高、生物学家秉志、胡适、张彭春、赵元任等。
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将肄业馆定名为“清华学堂”。是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从此拉开了清华历史的序幕。
诞生在中华民族深重的内外忧患中的清华学堂，也注定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而起落发展。后来，清华大学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一直到今天。
“国立清华”
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尽管校中“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但清华称不上是一座完整的大学。“五四运动”后，在民主、科学、爱国、进步等新思潮的推动下，清华师生掀起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的纷争，历数“清华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的危害，陈述改办大学的必要与可能。
1925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成立，“清华大学”终于问世。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清华，清华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被迫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这一年的年底，南京沦陷，长沙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又被迫迁往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艰苦卓绝的联大八年。
这是日子最苦的8年。国难当头，南京政府没有多余的资金，更没有精力眷顾教育。西南联大很清楚他们的处境，三所大学把各自的家底敛在一起，把各项预算降到最低，以其能用有限的资金，熬过战事。
2011年3月17日， 广东珠海。在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纪念馆落成仪式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见到了已86岁高龄、至今仍活跃在教育战线上的清华学子张子云老先生。
1937年，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张子云见证了西南联大艰苦卓绝的南迁之旅。“我们转移到云南时，条件非常艰苦，闻一多和华罗庚，两个人拖儿带女地就住在一间屋子里，屋子只有一间，两家人在房子中间拉个被单，就算各自有了自己的家了。”提起那时岁月，张老先生唏嘘不已，他回忆说，当时有一位老师，每天骑马来学校上课，几十里的山路，他从未迟到过，“清晨，每当操场的课钟响起，你总是会看到他（老师）的身影，他靠在树干上叫同学们起床，身边拴着他的白马。”
这位骑马上课的教授，就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物理学家，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先生。
据张子云回忆，西南联大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学生的伙食很差，大家都吃不饱，很多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写，然后拿去油印的。我们的演算纸和练习册，都是正面反面写满字的。老师们没有工资，只有不定期的、少得可怜的生活费。”
据史料，那个时期，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正》给学生逐句讲解。朱自清开的《文辞研究》虽然只有一个人选课，也按时上堂讲课，从不缺席。地质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气象台……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却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华罗庚的堆垒素数的研究，陈省身在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关于广义相对论与湍流论的研究，吴大猷等人关于原子、分子结构与光谱的研究，王竹溪等人关于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研究，张文裕等人的核物理研究，吴有训关于X射线研究，余瑞璜等人关于晶体结构研究，任之恭与孟昭英等人关于电子学研究，汤佩松等人生物物理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一定影响。
那个时期，很多联大学生后来成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6位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82位中科院院士、13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众多科技工作者。还有不少联大学生投笔从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民族解放而战，甚至献出生命。
张子云老先生目前是澳门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教授，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教书不要工资，属于义务劳动，“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教下去，课堂就是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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