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如何上位？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咸丰皇帝逃至热河，当时的说法叫“巡幸木兰（今承德）”。一年时间，咸丰亦不起、将辞世。临终之前，咸丰安排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赞襄政务王臣”，以辅助他唯一的5岁儿子载淳（同治皇帝）。但是，这一人事安排，未兼顾权力平衡：咸丰的两个弟弟，六弟奕与七弟奕，以及同治的生母慈禧与皇后慈安，均与权力无涉。所幸，咸丰给两位皇后留下了“御赏”与“同道堂”之印。当时，八大臣认定，这两印只是走个过场形式而已，八大臣之一的载垣甚至说得直接：“臣等是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事。”但是，未料慈安、慈禧坚决，必须看折，有印在手，不给看不盖印。女人情绪，在政治里，虽为不按规则出牌，但是强悍。不过，政治断不是如此闹情绪，慈禧之谋是联合皇弟奕与奕，将肃顺等八大臣收监或斩首。于是，慈安、慈禧垂帘听政。慈安当然比不过慈禧嗜权，慈禧由此开始执掌清之权柄。
清史著者一般将同治在位的13年称为：同治中兴。但是，这13年，同治基本还是个孩子，正式执政仅两年，就去世。那么，这一中兴，究竟功可归谁？如果完全忽视慈禧之价值，恐怕不智；转由慈禧的角度观察，这些年的垂帘听政，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心理与信心呢？答案将在为同治选择继承人时产生。
当时，摆在慈禧与所有皇族面前的，有两个现实。其一，同治皇后已有身孕，是否需要等待这个孩子出生再定？如果是儿子，当然一切问题全将解决；其二，咸丰是以皇四子身份承位，他这一支无后，按一般家族原则，则当由咸丰的哥哥，亦即皇太子那一支的后人继位。这是其时舆论的主流。
如何选择？《慈禧外纪》很精彩地记录了这一有25位皇族与权臣参与的讨论过程：
慈禧首发言曰：“皇后虽已身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恭王抗言曰：“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新帝不迟也。”其余大臣，似亦以此议为然。慈禧曰：“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军机处大臣及各大员中有3 位汉人，极以太后此言为然。谓南方乱事未定，如皇位久悬，其势实不稳固。此时慈安太后发言曰：“据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恭王在下闻之，叩头言不敢，又曰：“依承袭之正序，应立溥伦（即皇太子那一支后人）为大行皇帝之嗣子。”溥伦之父载淇，亦叩头言不敢。……（慈禧）转谓慈安太后曰：“据我之意，可以立奕之子载（即后来光绪），宜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恭王闻之，怒谓其弟曰：“立长一层，可以全然弃置不顾吗？”慈禧曰：“可以投名法定之。”慈安太后无异言。其结果则是醇王投溥伦，有3人投恭王之子，而众人皆如慈禧意，投醇王子，于是大位遂定。盖慈禧志意既坚，而众人皆向戴慈禧为中国之主者，故多遵慈禧意，投醇王子。慈安太后则向主谦退，遂一听慈禧之所为。
这段极具戏剧性的叙述，证之其他史料，并无可证实的证据。尤其“票决”，几无可能。但此刻选择嗣皇帝，竞争之剧烈却是事实。如此残酷竞争，最后醇王之子载胜出，奕内心的恐惧，当然真切。这时的载、后来的光绪皇帝年仅4岁。那么，再度垂帘听政，自当必须。如果说，当年联合咸丰之弟奕与奕，扳倒肃顺等顾命大臣，权力意识尚为初步，现在，经此嗣皇帝的选择，慈禧已是意志坚定，她要掌控国家。皇太后主政，制度尤其继承制度安排将与往常迥异，这是前提，失去对此的体察，将可无得窥慈禧后来的种种安排，特别是对溥仪的选择。
皇帝主政，他的寿命多长，权柄即把握多久――乾隆皇帝不愿意比他爷爷康熙在位时间长，所以执政到60年的时候，就自己退位当了“太上皇”，但是权柄仍在手里。按清朝祖制，女人主政没有合法性，权力机会与条件只能是皇帝系幼主，这时才是制度之外的权力真空期。
但是，无论幼主多幼，终究会长大主政，这更是女主的挑战。慈禧如何选择？
没有意外，慈禧的选择在血缘与姻缘两端。
载（光绪）是谁的孩子？当然是醇王奕的儿子。但是，我们不可忘了他的母亲系慈禧的妹妹。女人的机巧，岂可轻视。有意思的是，慈禧的这个妹妹，倒是与她的性格反差甚大，极刻板。《爱新觉罗・载沣》一书所述：据说咸丰去世后不久，慈禧请来妹妹看戏，坐在前排的这位妹妹双眼紧闭，不着一声。慈禧很奇怪，问她为什么。她说：现在是国丧期间，不可娱乐。慈禧莫奈她何。虽此，她俩毕竟是亲姐妹。慈禧后来为光绪选的谁家女儿做皇后呢？她弟弟的女儿成为光绪的隆裕皇后。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全系慈禧家的直系亲属，有血缘关系然后由婚姻结合，这种关系构成的清宫图景，自然需要细细辨识。稍后，载沣亦长大成人，慈禧又废掉他家所定的那门亲事，自己的近支已无可许配之人，便将宠臣荣禄的女儿嫁给载沣，而溥仪就是这位瓜尔佳氏所生。――如此重重关系下缔结的婚姻，当可保慈禧之权柄而不失？相信，这至少是当事人的愿望。
为什么会选择才3岁的溥仪入宫，答案在此。慈禧需要这段体制外的权力真空期，也希望凭借血缘与姻缘来控制权力。王朝的姻缘关系，尤其是皇族与权臣，多数基于权力与利益的结合――研究一下袁世凯儿女们的婚姻，其对象皆为疆臣与皇裔，从无例外。只是，慈禧主政，皇权社会的家族规则，被她发挥到了极致。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权力之于慈禧，她是主动的。称其嗜权，并无失当。那么，这对清朝后期之走向意味着什么呢？换言，更深刻的问题是，清一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清朝中国
后世读中国历史，无可绕开的是家族传奇。中国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确如梁启超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但是，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谱”，我们又如何得识中国历史之真相？问题只是，读史与述史者，有无穿越家族传奇与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纠缠进至制度结构，继而进入环境变迁，由三者之关联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识。
治清史者，一般将1861年慈安、慈禧垂帘听政论为慈禧主政的开端。那么，如果欲究慈禧对清一朝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再度拉开时空距离，来认识清一朝君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
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论及中国各朝：“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朝，则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显然，明清两朝，才是专制权力真正形成并实施之际。而过去的皇权时代，是何权力结构？“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到了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是皇帝秘书。”但是，细究明朝，君权虽然开始集中，但漏隙仍多，钱穆论述：皇帝不懂之事，要咨询大学士（秘书）的意见，于是大学士有了“条旨”，即“票拟”，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皇帝偷懒，则将直接以“票拟”发出，由此大学士可弄权；之后皇帝再懒，跟内阁也不见面，则由太监联络内阁与皇帝，继而太监也有了擅权的机会。皇帝之权，旁落他人之手。这是明亡之内因之一，清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清一朝，聪明强悍的康熙执政61年，权力已高度集中；而继任者、精力极其旺盛的雍正皇帝又创造出了只是服务皇上的秘书班子“军机处”，权力已不容旁落。其制度设计：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下发。――如此制度，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皇帝无法倦政。而皇帝批阅奏章的专用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动则杀头。
由秦始皇开始的“一切皆决于上”，至雍正终于真正完成其制度结构安排。由此，清一朝君权臻至顶点，是真正的专制时代；但同时，又对皇帝的能力与精力提出巨大挑战。康熙在位61年，其“勤政、爱民、崇正学”（萧一山《清代史》评论），为其子孙做出了表率。清代这一“朕即国家”的高度集权体制，即使康熙也感叹： “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
这种体制之下，君主的贤与不肖，对国家的决定性作用，自然超过先前历朝。后代皇帝，无论咸丰，还是女主慈禧，拥有此等权力，其功其咎，自无可遁。
雍正创立“军机处”，始自1726年准备对西北厄鲁特人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发动征讨，因其事务机密，所以成立军机处处理相关事宜。传统中国之结构性矛盾，拉铁摩尔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创造性地提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内陆边疆的争夺，才是中国历朝之核心性挑战。而若以“塞防”与“海防”论，当然中国历史上对外问题，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论：“均起于塞北，东南海疆大致安谧无事。”只是，至清朝中叶，塞防这一国家的核心性挑战，或曰母题，开始转向“海防”。
清人以关外满族身份入主中原，其塞防问题，已削减许多。传统中国的茶马贸易，以茶易马，至清康熙初年，即渐衰微，很简单，过去的边疆，现在已为清朝的内地，清政府已有条件自己组织养马，而无须依赖交易得马。但是，西域厄鲁特尤其是准噶尔部却一直是清朝的挑战。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至1759年，乾隆平定整个东突厥斯坦，随后实行了军事占领，并正式将西域定名为新疆……中国统治伸展到中亚心脏塔里木盆地。乾隆时代的中国，其版图大于汉朝和唐朝，仅次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
杰出的皇帝配之前无古人的高度集权制度，仅三朝历史，清朝即达高峰。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里评论：“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此疆域与人口这两份清代遗产，奠定了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
偶尔，后代读史者，不免感叹，专制主义尤其高度集权相当长时间内，几乎被论为中国传统之恶疾，亦为中国衰落之关键因素。但是，传统中国被称道的盛世由何而来？杰出人物若无专制制度之保障，恐怕也难。多读而深思中国历史，人事与制度之外，对于清一朝，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变迁，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量的出现，曾经已至高峰的权力制度，不免崩坏。断而言之，环境之价值，历史学家郭廷以论：“任何民族的命运，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
无上的权力以及辽阔的疆域，前辈皇帝已经创造出来，后代国君，无论咸丰皇帝，还是女主慈禧，将会如何作为？探究此道，我们必须从人事与制度关系，跃进至环境变迁的观察。
慈禧（中）与隆裕（右一）、瑾妃（左一）等合影
清末，一群西洋侨民在华北地区旅游
1905年，在天津的列强军队准备举行阅兵典礼
王朝轮回
那个被无数戏剧反复演义的人物和，确实可以被视为清王朝的妖孽，他的出现标志清朝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折。
65 岁时，乾隆皇帝看上了只有25岁的和，和当时只是御前一侍卫，不过人长得英俊潇洒。此后，和一路飙升，两年后，即获得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而这一权力过去只是赐予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从1775年被青睐，到24年后乾隆去世，和积聚了高达8亿两的家产，而乾隆一朝的每年岁入（财政收入）只在4300万~4800万两。
乾隆去世后，嘉庆皇帝处决了和，对于被没收的和财富，民间的谚语说：“和跌倒，嘉庆吃饱。”历史学家萧一山记录和的家产清单里的一些项目，极具趣味：金碗碟288件、银唾盂600个、金面盆119个、黄金580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座本银4000万两、田地80万亩估银800万两……比之当下，也是创纪录。
仅仅将和看做一个腐败的故事，格局将小。从传统中国朝代演变来看，乾隆一朝达至顶点后，无论爱新觉罗家族，还是这个国家，其前进的动力亦渐消退，享乐成为潮流，以乾隆下江南为表征，也恰在其时，和出现。清朝一秉明朝旧例，官员的薪俸定制较低，正从一品文官的岁俸仅为180两，而正九品则低至33两。如此低薪，当然难以生活；为此，清政府又向官员们支付“养廉费”，历史学家萧一山统计：其数目往往是正规薪金的100倍。如此薪俸安排，使官员寻找“体制外”的收入，没有了心理障碍。加之和的示范，徐中约描述：“和的行径如同靛青溶水一样四散扩展，无论在京内或外省，无论是文臣或武将，也无论官阶高低，一时间贪污成风。旗人变得放荡不羁、玩物丧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军打仗之职。汉军绿营也备受种种不当举措的困扰，从而大大丧失了以往的锐气，边关军务被漠然置之。追求享乐和挥霍浪费的习性导致了道德沦落和王朝的普遍衰败。”
在乾隆退位的倒数第三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晋见了他。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说明两个文明的碰撞，因而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察则被忽视。即使是访客，即使不懂汉语，马戛尔尼还是明确意识到中国官场贪腐严重，他的证据是：英国的使团，清廷批准的是每天1500两津贴，这哪里用得完？他的结论是：“东洋孔夫子之孙与西洋财神之后裔同其为不肖。”他的预言相当犀利：“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问题是，哪一位清朝皇帝才是马戛尔尼所称――才不敷用的掌舵人呢？
仍用中国传统朝代更替之“王朝轮回”的方法论观察，清在乾隆晚期，衰兆已现。很简单，王朝前期高速推进的成本，此刻已经显现，并且持续恶化。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其社会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所谓乱治之间的转换，皆赖此端。在每一次大乱之后都会有许多人死亡，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由此又进入“乱世”，如此循环往复。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
按此逻辑，经三朝而至乾隆盛世之后，其成本是什么？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统计：166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在1亿至1.5亿之间，到1800年上升到3 亿。但是，可耕地却没有相应增加，1661年时全国有5.49亿亩耕地，1812年时仍只有7.91亿亩。耕地增长不到50%，而人口增长却超过 100%。许多农民被挤出土地，背井离乡，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稍稍放开时间尺度，罗尔纲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里，提供了更具参考价值的数据：清代人口1741年为1.43亿，1850年则达到4.3亿，增长了200%。而耕地则从1661年5.49亿亩，增加到1833年的7.37亿亩，仅增长35%。人口与土地增长之间的落差导致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更糟的是，在1812到1833年间，由于自然灾害的因素，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从7.91亿亩减少到7.37亿亩，而此间人口却由 3.61亿增加到3.98亿，这使得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到1.86亩。
问题是，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越冲突，土地的集中度越高。统计表明：清代初年一亩地一般值一二两，而到清中期就涨到七八两了。据此计算，彭泽益在《太平天国革命思潮》里估计：60%~90%的人完全没有土地。无地农民必须将产出的50%用于支付地租，而由于地租通常不是用实物支付而是转换成货币，这个过程又要被多刮走地租的30%。若以一亩产出3石论，两项相加，最后耕种者只能剩下1.05石，不可能养家糊口。
社会动荡，箭在弦上。乾隆之后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60多年，由此进入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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