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容易轻信谣言?食品安全和商人良知缺失(图)

　　从非典到日本地震，十年来中国人为何容易轻信谣言进而恐慌？饥饿和政治运动之外，公共安全、食品风险、奸商炒作、环境污染、常识匮乏，哪一项都可能带来恐慌性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一部与恐慌作斗争的历史。

2011年3月中旬，中国人蜂拥买盐成为一大景观。

　　仅仅是三四天的时间，一场广泛参与的恐慌性抢购就完成了潮起潮落的过程。这次由日本大地震可能引发核污染而引爆的群体性动员，令灾难面前人类的弱势和渺小一览无余。

　　今天，你买盐了吗?当这样的关切询问从忧心忡忡转化为十足的冷静自嘲，我们忍不住再次发问：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恐慌?对未来的末日恐惧，对他者的不信任，抑或仅仅因为常识的欠缺才让我们荒唐地成为跟随者?或许上述因素兼而有之，又或许，还有很多未尽的恐惧，早已成为人类骨子里悲观的基因，遇到合适的风就会破土而出。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有些无畏的恐慌，能否少些，再少些

　　谣“盐”突袭中国背后

　　摆在韩女士面前的是一张日本地图。她在图上找了一会儿，又反复在电脑前核对，最后嘟囔着说：“90公里，还是挺近的。”

　　这是仙台到福岛的大致距离。当时是3月18日，日本9.0级地震引发海啸并进而造成核泄漏事故约一周左右，韩女士的丈夫小彭还滞留在仙台机场。

　　“还登不上飞机吗?”韩女士很着急。“明天应该可以，没事儿。”小彭一直在网络上安慰妻子，后来催急了，他就教训道：“我学物理的会不懂?你慌什么?”

　　韩女士没办法不慌。事实上，当比地震、海啸听上去似乎更可怕的核辐射逐渐从福岛上空向周边区域扩散时，离日本1000公里以外的中国人都早已按捺不住焦虑的心情。

　　谣言拉“BBC”垫背

　　最早对灾难的猜测，从地震当天即始。

　　里氏9.0级，日本有史以来的最高震级。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国记者把聊天工具签名档改成了“东海大地震前奏?”这是指以日本静冈县南部大海骏河湾为震源的周期性大地震，曾有日本专家预计，如果爆发，有可能造成上万人罹难。

　　而更多的中国网友则想起了电影《日本沉没》和《2012》中的特效场景，甚至有网友专门找出电影截图和“3・11”日本地震的截屏相互对照。画面上，一样的黑云密布、海浪汹涌。

　　“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智利地震、盈江地震、日本地震，接下来是……”种种传言和猜测在论坛上比比皆是。

　　传言很快被与一篇对天文景观“超级月亮”的外媒报道联系起来。英国《每日邮报》3月初报道，今年3月19日，月球到达19年来离地球最近位置，届时会比正常值距离地球更近6700公里。

　　有网络写手因此断章取义地称，“日本地震可能是由超级月亮引起”，而此后是否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很快，这样的说法在坊间开始四下流传。

　　与此同时，逐渐恶化的福岛核电站危机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无疑，比起地震、海啸，与核事故紧密相联的“生化危机”更令人恐惧。

　　“核泄漏”说法的甚嚣尘上大约从3月15日开始。当天，福岛核电站1、2、3号机组均已丧失冷却功能。据广州媒体报道，这时，很多广州市民纷纷接收到了一则据称是来自“BBC新闻”的短信。短信内容告诫人们：日本已经证实核泄漏，所有亚洲国家应该立即采取必要措施……首批污染物质下午4点就会到达菲律宾。此后，北京、西安等地居民也陆续在当天和第二天接收到类似短信。

　　虽然BBC在15日晚已对谣言做出澄清，但后者借助于手机短信的强大力量早已人尽皆知，相比之下，对事实的说明反而淹没于其他庞杂的信息中。

　　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舆情监测中心执行主任朱磊观察，“BBC谣言”的散播，对人们的恐慌情绪产生了重要响。

　　一夜之间，盐没了

　　事态的发展开始走向荒诞：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盐没了。

　　3月17日下午，家住北京南三环的李女士出门买盐却遭遇尴尬。最后，她终于成功从淘宝网抢购到了最后两袋“台湾统一生机海盐”。“真是贵啊!平时都是30多元一袋，我都舍不得买。”李女士对《国际先驱导报》抱怨说，“我只想做饭吃，哪知无盐可买。”

　　这一波突然袭来的“抢盐”风波，被学者们视为日本地震引起中国人大恐慌的最高潮。中国盐业总公司事后的调查显示，从3月16日起，浙江省部分地区发生群众集中购盐现象，并迅速向周边省市蔓延，至次日扩散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想不通啊，怎么会抢盐!”从事化学分析研究的潘先生大惑不解。他理解的抢购思维有两种：一是听闻海水因核辐射受到污染，今后生产的海盐不安全、不能食用;二是所谓含碘物品可以预防核辐射。“但是动脑筋想想就知道，盐中能含多少碘?我们每天能吃多少盐?口味太重还容易诱发疾病，怎么可能靠盐来预防辐射。”

　　在浙江大学副教授何镇飚看来，“公众对自身安全状况的忧虑、以及相关核知识的匮乏是造成这次非理性抢购的原因所在。”

　　幸运的是，这出荒诞戏码来得快，去得也快。

　　中盐总公司后来发布公告披露，抢购发生后，该公司即根据国务院会议精神，要求各地、各级盐业公司连夜组织一切力量，向当地大中型零售商配送食盐，保证18日早晨超市货架上有盐可供，并且采取限购、供应散装盐等应对措施，保证供应。

　　“抢盐”潮从3月19日起渐趋平稳。当天，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印有“中盐公司碘盐”字样的商品已经摆满了货架。

　　但同时，戏剧性的一幕又在多家地方超市出现。“高价买多的盐能退吗?”面对电视媒体镜头，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委屈地说，“我又没有文化，当时他们买我也买了……”

　　恐慌背后的“手”

　　按心理学上的解释，“恐慌心理下出现的从众行为，主要是看见别人买什么就买什么，没有太多理性判断，即使冷静判断后也会跟随大众选择，觉得更保险。”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钱铭怡分析说。

　　朱磊认为，除了“从众行为”，不排除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谣言造势的可能。

　　据媒体报道，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浙江部分游资起初“在股市大量买入云南盐化等股票。继而到杭州当地超市抢盐，然后通过网络散布消息。将云南盐化拉至涨停，达到以小博大的效果”。一位浙江游资人士也证实说，日本地震发生后，就有资金围绕这一突发事件火中取栗。

　　不过随着国家相关部门辟谣，食盐抢购得以逐渐遏制，3月17日时还一度表现疯狂的“盐业股”次日时几乎全线跌停。

　　有专家认为，虽然目前的“抢盐风波”平息，但不能排除日后再发生类似情况，所以建议在资本市场和现货市场共同建立预警机制，对通过散布谣言实现获利目的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学者马未都在博客中以带有文学化的语言评论道：“抢盐的事如同别人家着了火，我们自己回家往被褥上泼了一盆凉水。仔细想想，别人家还没着火，只是冒了点烟，我们就如临大敌般地把自己几乎搞得睡不着觉。我们躺在湿冷的被褥上冷静下来想想，我们为何这样?”

　　事实上，正是在解读日本核危机带来的可能后果时，有专家和媒体的误导乃至语焉不详加重了民众的不信任感。比如，有学者称“喝碘酒可以预防辐射”;还有专家称“戴上围巾就可以防核辐射、最坏的结果是核爆炸”……而就在“抢盐”风波之初，来自浙江某学院的教授还公开引导大家“碘对辐射也有防御作用”。

　　此外，“恐慌心理下，与政府和传统媒体说了什么相比，人们更容易相信来自手机短信上的、经由自己信任的亲友的说法。即便这种说法可能没有科学性。”钱铭怡说。

　　中国人不怕什么

　　钱铭怡同时指出，“心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台风眼’，意指灾难中心的人相对镇定，他们认为最坏后果不过如此，不容易产生超过实际发生情况的反应;反而是周边地区的民众会感到不确定性增加，在可能的安全威胁下做出过度的防御反应。”

　　尽管如此，已从仙台飞抵国内的物理学博士小彭仍然感慨：非典时中国人抢醋、日本地震时中国人抢盐，“一点风吹草动就足以令我们恐慌”。

　　“可是你说，中国人有什么不怕呢?”一位来自广州的资深媒体人反问道，“吃喝拉撒，从果子狸到苏丹红，还有买房、买车，中国人不恐慌的理由实在是太少了。”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足以说明，即使在物质生活逐渐充裕的当下，“不安全感仍旧时时环绕在大家心里，继而日本地震也能在国人心中掀起类似的‘蝴蝶效应’。”

　　网络上，已有网友套用原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的话解释说：中国人的惶恐与不够胆，表面上是对于核泄漏的恐惧，骨子里还是对于权力的不信任与惶恐。

　　从非典到日本地震：十年来，我们因何而慌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一部与恐慌作斗争的历史

　　每当灾难暴发，恐慌总会先行一步，并迅速蔓延。

　　电影《极度恐慌》就曾为我们描述过这一可怕的场景：一种奇怪的疾病，在非洲扎伊尔莫他河谷的雇佣军兵营中流行，美国军医抽取了感染血样离开后，另一架直升机投下巨型炸弹将整座兵营毁灭。三十年后，一只携带病毒的猴子被贩卖至美国，瘟疫开始大规模传播，巨大恐慌接踵而至……

　　有些恐慌，不分国界：千年虫危机、2012“世界末日”说……未知世界的种种，以人类有限的智慧恐怕永远都无法完全破解，所以，人类的历史有多远，恐慌就会跟着我们走多远。

　　有些恐慌，则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未知世界相比，人类的自我破坏和应对不当引发的恐慌，就更加不可原谅。当全球都在为日本大地震后引发的核安全危机忧心忡忡的时候，一部分中国人再次表现出了“超强的智慧”，一股“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抢购食盐风潮几天内迅速席卷大江南北，恐慌程度甚至超过了刚刚经历大地震的日本人。

　　这是一个恐慌的年代。股市“恐慌情绪”几乎经常可以从分析师口中听到，“油价恐慌”更是深入万千中国有车族的心扉，上班族对闷罐似公交地铁和道路拥堵的恐慌、外地人春节前买不到车票的恐慌、农民工讨工资而不得的恐慌、买房族对房价和政策变化的恐慌……凡此种种，都已经成了常态。非恐慌，不生活?这话听来有点绝对，仔细想想，倒也并非全无道理。

　　伟人早有名言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然而当今天解决了温饱问题，手中不再缺粮的中国人，却更慌了。饥饿和政治运动之外，公共安全、食品风险、奸商炒作、环境污染、常识匮乏，哪一项都可能带来恐慌性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一部与恐慌作斗争的历史。

　　公共安全和未知世界

　　发生在2011年春天的这股持续了三四天的抢盐风潮，让很多人忆起了几乎贯穿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物资恐慌。那一波断断续续近十年之久的商品抢购潮中，被抢购对象既包括手表、闹钟、布胶鞋等生活用品，也有电冰箱、电风扇、彩电等家用电器。而引发恐慌性抢购的原因，不仅仅是物资紧缺，还有居民对价格涨跌的不适应。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因恐慌带来的抢购商品潮，如今并未成往事。相反，最近十年来，倒有随着某个突发事件而愈演愈烈之势。这方面的例子，远一点的有2003年非典时期抢购潮，近的则有刚刚过去的抢盐风波。而要细数中国人新世纪（即最近十年）恐慌史，则要从2001年的天津说起。

　　传闻最早从当年的平安夜开始。据说有人那天在天津滨江道的商场被扎，扎人者是一批河南艾滋病人，专门在商场、超市、路边等公共场所，用装有艾滋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乱扎市民，目的是报复社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天津“艾滋扎针”事件。

　　从2001年底到2002年初，“扎针”成了天津人口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有记者到天津探访后发现，当地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此事。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某时某地有人被扎了”的消息隔三差五就出现一次，而到底有多少人被扎，扎人者是不是艾滋病人，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认证。但整个城市却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冷清的街道，稀疏的人流，近千万人口的城市却让人感觉仿佛是到了一个边远县城。

　　恐慌或许不会无缘无故出现，但常识的匮乏却很容易成为恐慌的帮凶。天津电视台后来播出专家释疑：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因血液凝固就会死亡，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否则，扎针的方式很难传播艾滋病毒。

　　相同的恐慌，2006年夏天在南方地区再次发生。当时流传的说法是，“有人将含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注射到西瓜里，食用会感染艾滋病病毒”。一时间，南方一些西瓜主产区西瓜无人问津，瓜农愁眉紧锁。

　　常识的匮乏引发恐慌，继而又很容易变成公共安全事件。世纪之初的恐慌，从天津“扎针”风波开始，第一个高潮，则出现在非典病毒肆虐之际。

　　今天中国社会的所有成年人，恐怕都会对发生在2003年的那一幕心有余悸。可怕的病毒，加上有关单位早期对信息的遮蔽，直接造成了蔓延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巨大恐慌。板蓝根、醋、口罩、84消毒液纷纷脱销，有媒体披露，当时长沙一家超市每天每收的1000元货款中就有500元来自销售白醋的收入。各大城市街头行人稀少，地铁里空空荡荡，人们不敢坐公交车，出租车生意因此大好。每天都有新的病例出现，几乎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了绝望，不知道病毒何时才会消失。一些村庄设置路障，拦截外来人口进入，全国各地对来自北京的人“另眼看待”，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强行“隔离观察”。国际上，中国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群，世界卫生组织也将中国列为“疫区”。乡村在停滞，城市在停摆，国家陷入恐慌。

　　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永远都是弱者。敬畏自然，开放信息流动渠道，尊重事实传播规律，才可能将恐慌降低到最小程度。那一年，中国人正是在这方面好好地上了一课，尽管过程曲折坎坷。从6月份起，社会秩序渐渐恢复正常，惊魂未定的人们稍稍得到了一些宽慰。

　　但类似的恐慌并没有完全绝迹。在此前后，甲流爆发，疫苗引发怪病，感冒药中PPA成分的安全性等，都曾一次次引起轩然大波。非典之前的2000年，因康泰克含有PPA成分被国家药监局要求暂停使用和销售，人们因此对感冒药产生巨大恐慌，很多人一时间不敢吃药。而非典之后的2004年，湖南隆回县爆发波及千人的因注射卡介疫苗导致“肺结核恐慌”事件，爱子心切的家长不再相信当地的医疗机构而远赴四川、贵州、广东、湖北等地医院检查。

　　有时候，恐慌多半源于怀疑，怀疑源自不相信，不相信，这日子又该怎么过?

　　食品安全和商人良知

　　养活人类的食品，最终却成了引发人们恐慌的主力军。这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当吃饭不再成为问题，如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所说，“好东西多了，吃起来却有点不放心”。如果仅仅是“不放心”，也就罢了，现在隔三差五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经到了让老百姓心惊肉跳的程度。不吃药，不打疫苗，或许还可以勉强过活，但不吃饭，总是不行的吧。

　　仔细数数这些年我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慌，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劣质食品居然为我们的生活奉献了如此多的新鲜词汇：2005年的苏丹红、2008年的三聚氰胺和大实蝇柑橘、2010年的地沟油、2011年的镉大米……如果再加上中央电视台今年“3・15”刚刚曝光的含有瘦肉精的“健美猪”，谈食品色变的中国人，一次次为媒体上突然出现的奇异新闻而目瞪口呆，继而是惊慌失措不明所以。有网友因此调侃这一次对日本地震引发核辐射的担忧：中国人恐慌什么?我们平时地沟油也吃了，三聚氰胺也喝了，还好好地活着，那点辐射算什么?!

　　如果说四川广元柑橘事件导致人们“谈橘色变”的反应的确有点夸张，那么三鹿奶粉引爆的中国奶粉行业三聚氰胺真相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慌，却是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数以千万婴儿健康的大问题。而在中国近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恐慌史上，不良奶粉厂家草菅人命，都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段落。

　　2008年9月，让国人骄傲“梦圆”的北京奥运会刚刚闭幕不久，三鹿奶粉导致婴儿“肾结石”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让人气愤的是，早在当年年初，三鹿就已经接到消费者投诉，而中国首例因食用奶粉患“肾结石”的婴儿在6月即已经确诊。此后，全国陆续出现“结石宝宝”。更要命的是，经过有关部门统一排查，国内乳业大鳄纷纷现出原形，原来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已经是整个行业的潜规则!

　　“坚强”的成年人或许对吃各种“毒食品”已经麻木，但当黑手伸向那些弱小的婴儿时，恐慌还是不可遏止地袭来。一时间，国产奶粉不再被相信，各大医院挤满了忧心忡忡带孩子检查身体的家长，到香港、日本甚至是美国抢购奶粉、代买奶粉蔚为风潮，直到今天依然生生不息。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但未必就该是原罪，只是当黑心商人与无力的监管“团结”到一起，食品安全成为中国人恐慌的重灾区之一就已是必然。

　　环境污染和民意角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另一个恐慌之源来自环境污染。这多半与地方经济的盲目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有关。

　　对于哈尔滨人来说，绕城而过的松花江无疑是城市的一大骄傲，那首优美的《太阳岛上》，更是唱出了哈尔滨人对松花江的喜爱之情。但同样是这条松花江，最近十年却先后两次成为哈尔滨人的梦魇。2005年因上游吉化公司一车间发生爆炸，导致松花江哈尔滨区段水体受到上游来水的污染，消息传出后，立刻引起全市居民的恐慌，400万市民抢购饮用水和食品，更有人离市避难。五年后，同样的恐慌再度袭来，上游洪水导致七千化工桶进入松花江，抢购饮用水或离开这座城市，再次成了人们恐慌心态的真实写照。

　　在河南杞县，2009年7月，有媒体报道了网上热传的开封杞县一辐照厂“钴60被传泄漏事件”，后经核实并没有发生泄漏，而仅是发生“卡源”故障，但却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逃亡。一些群众奔向周边县市“避难”，汽车、拖拉机、三轮车等各种车辆堵满了该县通往周边县市的道路。后来当地警方拘留了转帖网民，但对于信息公开是否存在问题却没有明确说法。

　　出逃避难，成为很多人面对本地环境污染恐慌后的第一选择。但也有的地方人们虽然恐慌，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比如厦门人。

　　2007年，一个庞大的化工项目拟在厦门建设的消息令众多厦门人深感不安。虽然早就对此有所耳闻，但当这个名为“PX（对二甲苯）”的项目即将落户，恐慌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梦魇。由于担心项目影响5公里半径范围内超过10万居民的生命安全，厦门人选择了主动迎战。当年6月1日和2日，超过两万厦门人连续两天上街“散步”。最后，该项目不得不放弃落户厦门。有媒体随后称，喷薄而出的民众意见，阻挡了一个庞大的化工项目。而厦门人，更是因“勇气和理性”获得多家媒体的“年度人物”殊荣。

　　恐慌面前，普通民众需要的是冷静应对的勇气，而当民众产生恐慌时（甚至恐慌发生之前），掌握信息的部门需要的则不仅是勇气，还有披露真相的责任和担当。

　　权威失信和多元传播

　　在信息对称方面，公众永远都是弱者。所以，掌握公权力一方对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就成为杜绝或减少公众恐慌的解压阀。事实上，从这些年多起恐慌事件发展的脉络来看，这个“解压阀”并不总是那么灵光。

　　2010年，蜱虫成为全国最知名的虫子。当年9月，河南、山东等有多人被蜱虫咬伤后不治身亡，引发当地百姓恐慌，全国其他地区也是谈蜱虫色变。而事实上据中国之声报道，在河南信阳，蜱虫咬人致死的情况一年前就已经爆发过，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面对患者、死者家属的投诉，当地卫生局以保密为由不予重视。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2009年的深圳。据《南方日报》报道，当年年底，深圳连续发生多起小学生被绑架的消息以网络和短信传播的方式蔓延，在学生家长中产生集体恐慌。但由于绑架案件的官方消息姗姗来迟，很多家长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对于重大安全事件以保密或其他理由拒绝向公众披露信息，无疑只会助长恐慌情绪。2010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紫金矿业，就是以“担心引发恐慌”为由，直到污染发生9天后才将事故公之于众。而彼时，周遭河段生态环境已受影响。

　　而在江苏响水，2011年2月因误以为生态化工园区发生爆炸，导致方圆十多公里内上万名群众惊慌出逃，引发多起车祸，4人死亡（详见本版头条），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虚惊。但民众的反应并非没有来由，当地之前曾发生两起事故，当时县政府皆先称是“谣言”。

　　政府信用的缺失，无益于缓解恐慌情绪，而政策推进过程中的信息不当，甚至反而可能加剧恐慌。去年北京市政府推出的缓解交通拥堵政策，就引发了这样的恐慌。政策出台之前，小道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一时间，市民纷纷抢搭末班车，恐慌中的购车热潮蔓延全市。

　　值得注意的是，梳理中国人的恐慌史后会发现，网络和手机短信已经成了这十年恐慌蔓延的主要载体。现代化传播手段为流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恐慌也往往会因此跨地区甚至是跨国蔓延。日本大地震后的这次抢购食盐风波，就已经波及了在美国的华人，后者大都是听到国内亲友传递的消息后自己或帮国内朋友购买食盐的。

　　心理专家说，人是群体性动物，害怕为群体所抛弃，有正确认知世界、得到群体认可的基本要求。这决定了跟随众多人的选择，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只是，当一窝蜂的从众心理与现代化的传播渠道相遇，如果政府相应的信息公开稍微有所欠缺，恐慌呈几何级蔓延就会成为必然。

农用车坠入河沟现场，造成4人遇难。

响水，大年初八凌晨的万人出逃。

　　一个谣言如何演变为恐慌：“江苏响水万人大逃亡”往事始末

　　在各类信息交错汇集中，响水县国道、省道、县乡道上，逃亡的人黑压压一片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对于经历了那场恐慌的人们来说，一切却仿佛就在昨天。

　　本是一个静谧而安详的夜晚，却因一则所谓爆炸性的“消息”引发上万人惊慌出逃。2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在江苏响水县上演的“大逃亡闹剧”最终导致4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事发全程不过六七个小时。

　　谣言伊始

　　2月9日晚，响水县陈港镇大湾村村民刘洪昌和往常一样，给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的一家化工厂运了几车土。晚上10点半左右，他突然发现厂区内冒起了白烟，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比平时更加刺鼻的气味。

　　“不好，又出事了。”刘洪昌顿时紧张起来。他家所在的大湾村与化工园区仅隔一条马路。2010年11月，园区一家企业发生氯气泄漏，30多名工人中毒。2007年，化工园区还发生过一次伤亡达50人的爆炸，村民们当时感觉“像发生了地震”。

　　感觉“出事”的刘洪昌随即给几个正在一起打牌的朋友打电话，提醒他们：又有氯气泄漏了，“赶紧往上风的方向跑”。随后，牌局立刻中止，大家迫不及待地将这一“可怕的消息”通知家人、亲友。

　　事后，刘洪昌这个电话被响水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大爆炸”谣言的源头。

　　散布传播

　　很多村民回忆，自己当晚是从被窝中被惊醒的。

　　谣言以电话、短信、论坛帖子等方式在不同的人际网络中飞快地传播，整个响水县的手机网络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只有小灵通尚能接通。

　　双港镇塘港村村民潘东记得，“移动电话打不进去了，都是占线，家家都在打，固定电话都没人接”。

　　在响水县城一家婚纱店从事数码设计工作的村民小胡接到的预警电话，居然来自数百公里外的无锡。“快逃命吧，化工厂又要爆炸了，我亲戚说陈港镇的人都快跑光了。”她在无锡打工的好友焦急地说。此时，凌晨3点多钟，惊醒的小胡并没有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她家距离化工园区只有10分钟车程。她立即拨通父亲的电话，让父母赶快到县城来。

　　恐慌出逃

　　2月10日凌晨2点左右，响水大逃亡达到高潮。据响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周厚良介绍，当日加入逃亡大军的人涉及陈家港镇、双港镇等4个乡镇的30多个行政村，超过一万人。

　　风声并不是没有传到化工园区。也正是从凌晨2点开始，陈家港生态化工园区的环保热线涌进了大量电话。“化工园区的大和氯碱厂是不是氯气泄漏，马上就要爆炸了?”附近村民接二连三地焦急问询。

　　化工园区管委会负责安全的张副主任得知消息后，立刻从家赶往园区。这里聚集了48家化工企业，按规定，平日里为确保安全，由张副主任带领24人分三班，每天不间断地进行安保监督工作和相关设备检测。

　　“当时，经过我们仔细排查，园区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发生氯气泄漏，并有爆炸迹象。我们不断跟村民解释，可根本没人听。”推搡与吵嚷下，园区工作人员的劝阻无济于事。

　　而潘东在打了另一个电话后更加坚定了要逃亡的决心，他是跟当地派出所值班的朋友通了电话，朋友告诉他“可能发生了爆炸”。

　　就是在各类信息的交错汇集中，响水县国道、省道、县乡道上塞满了人。村民们回忆说，当时到处都是逃亡的人，有开小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电动车的，还有徒步行走的，黑压压的一片，场面十分混乱。

　　陈港镇王商村村民蔡凤英后来描述说，她一家九口人摸黑奔跑，由于走得匆忙，孩子少穿了件毛衣，冻感冒了。而那些骑摩托车的人，很多发生冲撞，摔得鼻青脸肿;还有人电瓶车没电了，便干脆把车扔在路边独自往前跑;还有汽车和拖拉机发生碰撞的场面，“现在想想还是很害怕”。

　　众多事故中，潘东一家人的遭遇最悲惨。他带着家人搭上了邻居亲戚开来的农用车，农用车上后来总共挤了二十多人。天黑下雪，车子不幸坠入村边的河沟，包括潘东3岁孙子在内的4人不幸遇难。

　　等到天亮时，多数群众已跑到了离家数十公里的地方。

　　阴影未散

　　响水县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份情况通报说，事件发生后，响水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召集相关镇区和部门进行会办，落实人员，现场调查事件发生原因，深入村组稳定群众情绪，维持交通秩序。同时，通过手机短信、政府网站、电视台、电台及时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县政府发言人周厚良表示，“通过我们调查证实，这个事件是一起纯属由谣言传播而引起的群众恐慌的事件”。

　　大约从10日早晨6时左右，有关“没事了”的说法再次经过口口相传，“逃亡”的村民开始陆续返家。

　　周厚良介绍，为切实降低事件影响，10日上午，县委县政府一方面继续组织干部深入农户，挨村逐户做好宣传工作，通过电视、网络、广播进一步向群众说明真相;另一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说明事件真实情况，引导舆论，以正视听。

　　根据县政府2月13日的通报称，2月12日， 2名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殷某被刑事拘留，违法行为人朱某、陈某被行政拘留。

　　但“谣言”的澄清与问责，没能彻底削减村民们的恐慌。双港镇塘港村村民张喜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要爆炸，我还是会跑，先跑再说，保命要紧。”

　　对此，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笪素林认为，当地政府发展化工产业的指导方针没有错，也相信政府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些离群众的心理期盼、离化工园区附近村民安居乐业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大量村民长期对化工污染的恐惧心态，就是很好的说明。“化工项目在引进之初，政府就应考虑如何消除民众的恐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并把这些措施提前告诉民众。”笪素林说。

　　恐慌心理的探源与应对

　　社会：恐慌考验社会安全网和政府公信力

　　【作者】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一个人可运用的社会资本越少，自我保护的反射就越强

　　防辐射而去“抢盐”，看似荒唐，但背后折射出不少问题。

　　在我看来，不是所有的“抢盐”都是恐慌下的“从众行为”。中国人一直有抢盐的习惯，一旦看到物价上涨的风头，大家首先去抢盐。上世纪八十年代，盐价、油价经常涨，抢购行为并不少见。

　　人群中，一部分是理性的，一部分是非理性的，还有一部分是以反理性的方式来做的。比如买盐，别人去买的时候你不去买，万一真卖完了而你又需要，那你就吃亏了，家里可能无“盐”以对，那不得去求别人要盐了吗?所以，有这种思维的人是理性的;还有些人在别人越不理性的时候，他越反理性地去抢购，可能获得一些投机，这在股票方面非常明显。大家抢购盐时，就有游资炒作，把盐业股票价格抬高。

　　不过除去反理性的方式，恐慌行为都是基于对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担忧。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安全网相对比较缺乏，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确保安全与否，个人保证个人的利益。

　　通俗地讲，社会安全网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大家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比如没有盐了，谁家有盐可以帮上忙。过去，这种社会安全网依赖于乡委会、村委会、单位，现在，城市人即使是亲戚朋友都很少走动，相互间也不愿“求”人。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运用的社会资本比较少，这使得人们必须依靠自己。

　　在灾难面前，日本人比中国人显得“镇定”很多。一方面从灾害应对来讲，日本对灾害管理的常规化程度比较高，他们经常有常规化训练，灾难面前不容易着急;另一方面从社会成熟度来讲，如果中国平时有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够让参与其中的人认同感较高，在危机面前这些社会组织就能起到削减恐慌的作用。因此，发展公民身边较多的、可依靠的社会资本（比如民间组织的建设），让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安全网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类似于“抢盐”的集体行为，关键时刻政府只能选择做两件事，一是告诉老百姓专业性的知识，辟谣;二是整顿规范市场，稳定食盐供给。

　　一般情况下，政府需要请专家解释科学知识，但我们很多专家说的话往往老百姓“听不懂”。例如，专家说核辐射影响不了中国，但是结论说得太坚决，容易引起质疑。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辟谣确实要传达给公众客观和现实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平时就让大家接受科学的知识，或者让老百姓习惯于一些不确定风险。如果平时很安全，忽然面对风险，那么公众要追求更高的安全感，就会出现恐慌行为。

　　当然，很多恐慌与灾难有关，还有很多恐慌与政府自身政策有关，比如“限购令”下的购车、购房恐慌。这与政府公信力不足有关。

　　去年，有的地方政府曾一度辟谣说买机动车不会限号，但后来又有限制政策出台。现在核专家说中国的核电站都是安全的，但第二天有关部门就要求对核电站全部进行检测。这种矛盾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国缺乏一个政治空间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总是有不同利益代表说话，而我们经常搞“一言堂”，所以政府的话成了唯一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是绝对的，但一旦发现政府进行政策变化并会来回折腾时，政府公信力自然就低了。

　　所以，政策本身的出台过程需要一个辩论的空间并让公众参与进来。可信度都是通过相互质疑和辩论提高的。只有公众充分参与决策的讨论过程，社会安全网才能从根本上发挥效用，而政府公信力也才能逐步建立起来。

　　文化：“小道”文化提出传播新课题

　　【作者】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们必须体谅中国人传统的传播习惯，必须体谅历史遗留的商品短缺感，更必须体谅面对未知世界产生恐慌的“人之常情”

　　意外的“抢盐”风潮，引起了社会公众的高度关切。这件事虽然经过反复辟谣和得力的处理影响有限，但也留下了诸多值得观察和反思的问题。

　　何致恐慌?有不少人认为是公众缺少科学认识和理性的分析能力所致，也有人分析是某些人为了牟取利益而制造紧张。这当然都是重要的方面，但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更复杂。

　　心理学上把“抢盐”解读为在危机中的从众行为，现实抢购的比例是：少数人恐慌，多数人从众。我始终认为，这是基于人性的正常反应，人之常情，只是程度不同。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出现了抢购风潮，所以看待中国人恐慌下的从众行为不一定要强调中国人这个特殊群体，虽然结果往往是糊涂人带动、影响了明白人，将事情弄得相当荒诞。

　　这种“荒诞剧”背后有两种心理值得关注：一是现代人对于自身脆弱性的极度敏感。由于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复杂系统，是一个所谓“风险社会”，人越来越全面地依靠社会的支撑，这使得他无法适应环境剧烈变化，会让其自身抗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出现某种负面信息，就会放大心理的焦虑和不安;二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商品短缺，中国基本生活物资的丰裕和充足供给仅仅是近二十年以来才解决的。这些在我们的心理上留下了相当刻骨铭心的记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过度的反应，担心过去物资匮乏的状况会重演。

　　正是这两种心理相互激荡，使得抢购风潮能够形成。而在这种状况下，平时影响力大的新媒体如微博，能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在微博中，普及常识、嘲笑“抢盐”一直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主流声音，并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传播。但作用不是非常显著，这说明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到超市抢购的人群和微博中的人群并不完全重合。至少在城市中，真正关注日常所需的人往往年纪偏大，往往通过口耳相传来获取信息，人际关系传播的信赖度超过了对媒体的信赖。这并非是有人讲的“造谣文化”，而是一种以“小道”消息的传播影响为主的的传统习惯的延续。

　　如果说口口相传的谣言对恐慌的蔓延起了负面作用，我们在危机中仍可看到一个积极因素。这就是大家怕乱，主流民意是中国能够稳定发展，避免任何政治的动荡、社会动荡，人们愿意过安定的日子。这是我们维系稳定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如何提高社会管理和进行传播疏导是重要议题。尤其当公共媒体和新媒体等传播手段都有局限的时候，需要强化在基层的社会应对能力，即通过强有力的社区中的人际网络传播正面的有效信息，抑制口耳相传的谣言，确实至关重要。基层组织的管理能力和应对能力是中国社会原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这一状况有所变化。现在看来，加强这方面的功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我们必须体谅中国人传统的传播习惯，必须体谅历史遗留的匮乏短缺感，更必须体谅面对未知世界产生恐慌的“人之常情”。

　　科学：通过科普减少无畏恐慌

　　【作者】火恩杰 上海市灾害防御协会副会长

　　万事开头难，只要意识到问题所在，科普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前几天，我的手机里也收到了短信，让大家去买盐。但是我告诉周围人，这都是谣传，不要相信。

　　其实很多谣言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关键是缺乏相应的知识，比如很多人不知道海盐主要是工业用盐，不知道依赖碘盐无法防止核辐射等。谣言止于智者，有知识的话就不会传播谣言。有人问，从非典到现在，为什么“智者”的比例好像没有增加多少?无畏的恐慌为何仍然不时出现?这恐怕正是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不得不反思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材的编写对科学知识的普及抓得不够。大家都很感慨，日本经受了这么严重的地震，老百姓还相对比较淡定，这种灾难下的“平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近现代以来，日本人对地震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主要大学都设有专门的地震研究所;国土上的地震监测点很密;百姓对地震的相关知识了解得很多。

　　我们应该对此认真思考：如何提高国民素质?

　　搞国学、道德教育等，这些只是提高素质的角度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做好科普工作。以上海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黄海发生6.2级地震，消息传到上海，当时就有大学生跳楼。后来总结这个现象，人们感觉到必须要普及科学知识。于是这方面工作做了10年，到1996年时，南黄海又发生6.1级地震，没人再跳楼了。这说明，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普及科学知识，对减少不必要的恐慌是非常有好处的。

　　另外，我们什么都讲透明，政府应该把一些真实的信息适时告诉老百姓。比如，我们宣传地震，以前说不要宣传，怕引起老百姓的担心――是不是要来地震了?紧接着就会有一些地震谣言出现，以前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去宣传。我一直主张对地震知识的宣传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主动告诉大家地震科学知识，同时结合当地的地震背景、地震历史、地震情况，这样老百姓能了解到当前自己居住城市的震情是怎样的，再加上普及的知识，他就能够对当地的地震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在日本，任何震级的地震信息都会对外公布，这对稳定民心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相形之下，我们国家还是有所欠缺。

　　具体到如何普及科学知识的层面，我一直主张，一是通过教育系统，对学生进行灾害教育，并且是综合的灾害教育。虽然很多灾害形成的科学原理不一样，但是地震、海啸、台风等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中有共同的地方;二是建立专业的地震博物馆进行专门教育;此外，报刊杂志、每年的防灾纪念日都可以介绍和宣传灾害知识。

　　现在相较于地震，对核辐射的知识普及和宣传尤为不到位。更多的人，只是对核辐射的威力停留在笼统和模糊的层面。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核时代”，国家核电站发展很快，应该及时宣传原子核的裂变是怎么回事?放射出的物质是什么?人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注意哪些问题等。既要宣传知识，同时也要宣传防范内容。这个过程可以很简单。比如，中学的物理课已经开始学习原子的结构、裂变反应等。我们可以补充一个章节介绍：现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渠道有哪些?安全设施做得怎么样?万一有泄露，多少剂量对人体有影响?我们国家有多少核监测部门会对老百姓负责……

　　万事开头难，只要意识到问题所在，科普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