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日,上海胶州路大火现场,工人在进行电缆维护。在最近的上海市政协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恳切反思了这次大火。 (CFP/图)
俞正声在上述讲话中说:“怎么处理,怎么问责,(要等)国务院调查组报告出来以后。”事发后,静安区一位重要官员曾向身边友人吐露,“你以为我不想辞职?但现在我对自己做不了主。”
“心痛不止,内疚不已”
1月17日下午,上海世博中心六楼,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现场。一场名为“着力加强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保障”的专题讨论会在这里举行。
谁都知道,这个迥异于经济转型、浦东改革等常规主题的会议,起于两个月前胶州路上的一场大火,以及58条被埋葬火海的生命。
出席这场会议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台下坐着来自上海市政协各个界别的157位政协委员和蜂拥而至的记者。
在委员们两个小时的建言中,俞正声时而双手托头仔细聆听,时而低头思考。在他的左侧,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沈骏则一直记录不停。
循例,最后是俞正声的总结发言。
会场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想聆听,这座城市的最高决策者,将如何拾起这个并不久远的沉重话题。
简单开场白之后,主席台上的俞正声,回忆说:“火灾当晚前去医院探视,有些伤病员说,谢谢领导来看我。我回答道,不要谢我,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为什么对不起你们?如果说我们建筑市场管得好一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发几天之后,俞正声曾写下了“心痛不止,内疚不已”八个字。
会场上,俞正声继续说:“大家讲电焊工,电焊工当然有他的责任。但是他也没有执照,他也不懂,你说他有多少责任?我不知道最后法院怎么判,我个人看,主要责任不在他。”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此前的调查,从项目施工过程来看,监管缺失下一系列的违法行为,把事态一步步逼向了最后的灾难,而电焊工只是这个链条上最后爆发的一环。
俞正声表示:“从我们观察来看……假招标是违法行为,没有资质的分包是违法行为,违法分包是违法行为,外墙施工违反禁用明火的强制性规范是违法行为,监理不到位是违法行为,聘用无资质电焊工是违法行为,这么多环节全是违法行为。”
涉及这些行为的上海静安区建设总公司、静安区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上海迪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等责任单位,以及火灾现场施工人员,现正被司法机关立案审查。
对于上述情况,早在去年11月22日,上海市市长韩正就曾公开表示:“我和正声同志一致认为,上海建筑市场表现出的混乱现象以及监管不力,是造成‘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深感内疚和自责。”
而在本次上海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韩正又重申了这一态度。
逐渐显露的官商利益共同体
就目前已知的情况,除了上面提到的相关官员对建筑领域混乱状态的放任,还有对下级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勾连的忽视。同样在上海“两会”上,静安区区长张仁良也公开表示,要打破市场壁垒,招投标时谁质量好就选谁,不再关照区属单位。
南方周末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这种“关照”,绝非简单出于政府对国企的厚爱,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利益勾连。
从司法系统获得的消息称,分管此案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已初步查明情况:过去,作为静安区建交委下属企业的静安建设总公司(下称静安建总),一直承担了区建交委的财政外开支,比如负责区建交委开会、出国等活动的花销。而作为“补偿”,区建交委会在一些由区里出钱的建设项目上,为其“拉活”。这次胶州路大火时正在进行的外墙保温工程,正是这种补偿项目之一。
作为主管部门的静安区建交委,以不走合法招投标程序,不合法审查企业资质为代价,促成静安建总这单生意。与此同时,拿到甜头的静安建总,也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用“储值卡”等形式的礼金,对相关的区建交委的官员们一一打点。
此次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在作工作报告时表示,当地检察机关已经依法查处了静安区建交委主任高伟忠等三人案件。与高同时被刑拘的另外两位官员,分别是静安区建交委综合科科长周建民和静安区建交委建管办副主任张权因,三人涉嫌滥用职权和受贿两项罪名。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上述涉嫌获罪官员,亦案发于下属国企给所属政府部门当“皮夹子”的陋规。
上海市某区一位建交委官员透露,因为部门的财政收支两条线卡得很死,日常行政费用的流行有严苛的规定,而机关日常运行时所涉及到的出行、接待、会议乃至建楼、装修等各方面开销需求,远不能满足。所以,一些政府部门会选择靠下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来“解决”一些机关费用,并在政府项目上给予利益交换。
一位熟稔此道的国有工程建设公司的财务经理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照顾”的政府招标项目,中标价格都比较“松”。这种浮夸的价格,往往都包含了主管部门以项目为载体,把财政资金暗度陈仓转为他用的目的。而且,这个“巧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还规避了政府部门内部设立小金库被查处的风险。
就胶州路大火所涉的保温工程而言,静安建总的总承包价是3500万元。而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过的诸多业内人士根据项目面积和用材,所粗略估算的这个项目造价,虽然高低不等,少则1000多万元,至多也不超过3000万元。
对于上述利益共同体乃至腐败现象,俞正声称,“这反映了我们建设管理体制、干部管理体制和国资管理体制的问题。”
俞正声说:“按理说这些区里的干部,应该交流,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弊端!我们没想到这个问题,没想到就是失职,所以韩正同志讲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前,上海2009年的钓鱼执法事件中也埋有一条相似的引线――曾有媒体明确报道称,“钓鱼”的执法大队,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主管部门的“皮夹子”单位,因而得以长期广征罚金,却屡被庇护。
等候问责?
胶州路大火已过两月,事故技术、行业和官商利益多个层面的背景虽渐显明晰,但行政问责这个民众尤其是遇难者家属最为关心的问题,至今未有官方说法。
俞正声在上述讲话中说:“怎么处理,怎么问责,(要等)国务院调查组报告出来以后。”这也是上海市政府两个月来的一致口径。
11月15日火灾当晚,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等人,就飞抵上海调查,并宣布国务院成立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调查组在11月17日发布了初步事故原因分析。此后,调查组再无发布其他最新进展。
对于上海的“按兵不动”,一位接近上海高层的官员解释称,虽然社会各方对行政问责的追问很迫切,但地方上不能擅自调整相关官员的人事岗位──在其他省市,有过抢在了国务院调查组结论之前作人事调整,引发尴尬的先例,所以上海选择等待。
与此同时,所涉此事的大小官员们亦无法如外界期许的那样“引咎辞职”。南方周末记者得悉的一个例子是,事发后,静安区一位重要官员曾向身边友人吐露,“这么多条人命没了,你以为我不想辞职?但现在我对自己做不了主,一切都要听从组织安排。”
南方周末记者从知情人处获知,调查组成员大多离沪返京,目前已初有结论,并将在近期公布。知情人说,最迟或许会在全国“两会”前公布。
而俞正声在讲话中更恳切表示:“我跟韩正同志、沈骏同志都写了报告,希望给我们处分。为什么呢?给我们处分我们心里安一点。”
俞正声接着说:“我也不想给下面减轻他们的罪责,该怎么判怎么判。要严肃处置!要严肃处置!”后面这几个字,俞正声用很重的语气重复了两遍。
在等候问责的日子里,上海展开了一系列安全检查和整改,还出台了22条建筑新规――《关于进一步规范上海建筑市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以整治建筑市场,全面加强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管理。
“政府不应该放松应具备的社会责任,在涉及到公众安全问题时,政府是责无旁贷的。”俞正声为这场会议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要让大家在上海生活得踏实点,别搞得惶惶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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