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谍60年后骨灰还乡:女儿称妈时髦开放(组图)

朱晓枫拿出珍藏60多年的妈妈朱枫的照片，一时感慨万千

朱枫烈士写给女儿的家书（朱晓枫珍藏）

徐云初接过外婆朱枫烈士的骨灰

朱枫烈士（朱晓枫珍藏）

　　“听到妈妈死讯的那天，我一点不觉得突然，因为我知道妈妈所做的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牺牲的工作。”60年前，当得知母亲朱枫在台湾被害时，朱晓枫说她根本没有觉得特别意外，“母亲之前被捕过几次，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50年，朱晓枫刚满20岁，作为一名军医，她供职于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失去至亲让她痛彻心扉，可她却没有向组织打听母亲牺牲的具体情况，“没必要去打听，也不能公开纪念，我知道有纪律。”朱晓枫说，尽管她也想着早日把母亲的骨灰接回大陆，可由于种种原因，她也只能是“苦苦地在心里想着”。这一想就是60年。

　　在各方友人努力下，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台湾回归大陆。“妈妈终于回来了。”80岁高龄的朱晓枫轻声念出这句时，心中感慨万千。

　　□快报记者 张瑜 文快报记者 路军 摄

　　“妈妈是位时髦开放的新女性”

　　2010年12月31日下午，记者来到朱晓枫在南京城东的家中时，她与老伴徐锡城正在收拾刚下完的一盘棋。“最近天气预报说在降温，外面太冷，我们就在家里下下棋。”朱晓枫笑着说。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射到这间简朴的房子里，却依然难抵冬日的严寒。尽管房间里摆放着一只取暖器，可室温却不太高，两位老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衣。

　　朱晓枫，南京军区总医院退休医生，今年80岁，与82岁的老伴徐锡城一样，两位老人的身体还都特别健康，说起话来也都中气十足。朱晓枫的女儿、女婿都在北京工作和定居，南京的家里就只剩他们两位老人。“在干休所的大院里，很多老战友都住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会去老朋友、老战友家串门聊天，大多数时间我们老两口就在家下棋看书。”朱晓枫说，这样的晚年生活让他们觉得平静又满足。

　　虽然在许多场合，母亲的名字都被冠以“朱谌之”，但是朱晓枫更愿意称母亲为“朱枫”，因为这是母亲在党内的名字，而她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母亲而改的。

　　“妈妈算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小姐，她的父亲是浙江镇海著名的渔商。”朱晓枫说，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外祖父对儿女们的态度是非常开明的，所以她的母亲朱枫作为大家闺秀，不但接受了琴棋书画等传统的教育，而且还能进洋学堂接受了西式教育。

　　尽管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可朱枫还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远嫁给了东北沈阳的一位工程师陈绶卿，也就是朱晓枫的父亲。朱晓枫出生后，当时她的名字叫陈明珍。抗战开始后，朱晓枫随父母辗转回到镇海，可没多久父亲便因病去世了。从这之后，朱枫逐渐接触到一些抗日的积极进步人士，包括她的同学、老师和朋友们。而朱枫的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成为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小时候就是逃难，从东北到镇海，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又去了武汉，那边有我的一位姨母。”朱晓枫说，“那段抗日流亡的生活特别艰辛。”去武汉那年，朱晓枫才七岁，至于战争、打仗等很多事情她根本搞不懂，只能是跟着大人们颠沛流离。

　　“我其实也不懂妈妈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见他们一些人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演话剧等，他们主要就是宣传抗日，可在我们小孩子眼里，却觉得特别热闹。”朱晓枫说，她还记得当时母亲出演的一出剧目叫《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参加抗战的。

　　“在我印象中，妈妈算是个很开放的新女性。”朱晓枫记得当年母亲朱枫的打扮都特别时髦。“她喜欢穿洋装，比如背带裤，习惯剪短头发，人看上去显得干净利索。”朱晓枫给记者拿出她母亲当年的一些老照片，照片上的朱枫端庄典雅，显现出大家闺秀的气质。一张照片上，朱枫身着旗袍站在朱家花园中，姿态优雅淡然；在另一张照片中，短发造型的朱枫双目炯炯有神，尽显英姿飒爽之气。

　　不过，这些老照片中，朱晓枫与母亲的合影却特别少，她只找到一张母亲抱着弟弟与她的合影照片。“主要是我们一家人平时聚少离多，很少有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的情况，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忙。”朱晓枫说，1939年，母亲朱枫考虑到她和朱晓光都忙着抗战事业，就决定把她送去浙江金华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跟着一群台湾人上课学文化。

　　一个革命家庭

　　受妈妈影响女儿14岁入党

　　在小孩子的眼中，与父母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应该是最幸福不过的。可朱晓枫小时候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特殊的时局背景下，整个国家的形势动荡波及了当时的每一个普通家庭。

　　看着别的孩子都有妈妈经常陪在身边，朱晓枫却不会太羡慕他们。“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逃难，我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朱晓枫说，“妈妈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呆着，而且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挺快乐的。”

　　朱晓枫说自己之所以能进“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完全都是母亲朱枫的功劳。抗战期间，台湾被日本人占领后，很多台湾进步人士退出台湾，转而来到浙江、福建一带组建了“台湾义勇队”，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几十个孩子，孩子们被编成“台湾义勇队少年团”，集中在一起读书上学。当时“义勇队”的负责人之一李友邦（亲共人士）因为是朱枫的朋友，所以朱枫就把女儿送到“少年团”里读书。

　　“‘少年团’的经费都是国民政府发放的，不过他们招募来的老师却都是共产党员。”朱晓枫说，因为时局动荡，“少年团”老师们的地下党身份肯定不能暴露，平日里老师们教授语文、算术、外语等纯文化课，也不会刻意去宣传别的内容。“可我能感觉出那些老师们有点不一样，他们身上的气质跟我妈妈很像，而且跟妈妈还都是朋友关系。”

　　朱晓枫在“少年团”上课，可她并不知道母亲朱枫具体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工作，只知道母亲抗日去了。朱枫经常会不定期去“少年团”，“她偶尔会给我带点好吃的好玩的小东西，然后我给她唱唱歌跳跳舞，她看着就特别开心。”朱晓枫说，有时候母亲朱枫去李友邦的家里，会找人把她喊到那里，大家也就匆匆见一面就各自离开，“我要学习上课，她要忙事业，大家的时间安排都很紧张，所以都没有太多时间见面。”

　　“在我印象中，妈妈从来没直接表达过对我的要求，没有说希望我以后过怎样的生活，要我去走什么样的道路，她从来也不会刻意强调什么。”朱晓枫说，“她知道我的生活学习环境是怎样的，所以，从来不会担心我的未来会走偏。”

　　“从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算是经历了自己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朱晓枫说，她当年特别喜欢看书，而且还做过班里的宣传股长。“我记得我们看的那些图书都是进步书籍，后来听说有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大家都争抢着去借来看。”

　　虽然母亲朱枫没有明确指引着她去做什么，“少年团”的老师们也不会公然在课堂上宣扬共产党的思想，不过在朱晓枫十几岁的年纪，那些积极进步的思想却已经悄然生根发芽。朱晓枫的老师很多都是地下党，而且“少年团”中也

　　有着秘密的党组织，她就是在这时候入党的。“1945年我不满15岁，语文老师潘超（音）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其实我比妈妈的入党时间还要早。”朱晓枫说，虽然入党了，可她只知道自己和语文老师是党员，至于组织中都有谁，她根本无从知晓。“不过，我大概能猜到几个人，从平时的言谈举止中观察到的。可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互相不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要整体返回台湾，作为“少年团”的成员之一，朱晓枫也跟随大家一起去了台湾。“当时我也没有自己的打算，因为没法联系我妈妈，所以就跟着大家走了，反正到哪儿都一样，我从小就习惯了远离家人的漂泊生活。”

　　分多聚少

　　母亲把女儿送到解放区

　　与“少年团”的台湾同学们生活6年，朱晓枫说她已经成了大半个台湾人，她可以熟练讲闽南话和普通话，所以到了台湾并没有感觉到水土不服、语言沟通障碍等不便。这期间，朱晓枫住在了母亲的朋友李友邦家里，一住就是半年。“当时国民党刚到台湾，正要收拾日本人留下的残局，急需招聘一部分人做老师。我的同学都开始自谋职业，教师职业一度非常抢手，可我却一直没事情做。”因为，朱晓枫知道她不会在台湾久留，母亲朱枫和李友邦为她在大陆积极安排工作。几个月后，朱晓枫顺利搭乘飞机返回了大陆。

　　“我直接来到了上海，我妈妈当时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做总会计师。”朱晓枫认为，在上海的几个月，是她们母女俩最快乐的时光，朱晓枫最真切地感受到了与母亲在一起的天伦之乐。“那算是简单的快乐，虽然是母女，可直到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对方，知道大家所从事的到底是什么事业，明白她有着怎样的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

　　母亲去贸易公司上班时，朱晓枫也会跟着去公司的楼下学习打字，中午饭母女俩一起吃，到了晚上再一起回家，遇到母亲加班，她就会一直等着。空闲时，朱晓枫会跟母亲出去逛法国公园，一起参加母亲的朋友聚会，那段日子的幸福和开心是让她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知道她是地下党，在公司做事也不过是掩护，但是这种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妈妈虽然没有交代我不能说出去，但我自己心里有数。”朱晓枫说。有一次，朱晓枫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位当年“少年团”的指导员，就把指导员带回了家。“我妈妈后来跟我说：以后不要随便把不太熟悉的人带回家。我就明白了，家里应该是秘密场所，不能随便暴露。”

　　其实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朱枫一直在为女儿去解放区寻找机会。1946年6月，朱晓枫被母亲送到上海的吴淞口，然后从这里辗转到苏北的淮阴。“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就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因为从那之后，我和妈妈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朱晓枫说。

　　刚到解放区没多久，国共内战开始，朱晓枫彻底与母亲断了联系，后来她所有的有关母亲的信息，都是间接从他人口中获知。

　　在解放区，朱晓枫进入到建设大学读书，组织上在听了朱晓枫的个人情况汇报后，让她重新入党。“1947年，正好华东医科大学来我们学校招生，学校开始动员我们班里的同学去学医。”朱晓枫说，其实她不想学医，她想学习文科，可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弃文从医”成为华东医科大学的首批学生。1949年9月，朱晓枫这批同学在开国大典之前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开始从事传染病、流行病防治方面的相关工作。

　　牺牲60年后

　　母亲终于魂归大陆

　　虽然一直没有母亲朱枫的消息，可朱晓枫心里明白，她母亲一定是在某地秘密做着与党相关的工作。直到1950年，组织上有关领导找到朱晓枫谈话，这才说到母亲朱枫在台湾牺牲的消息，此时距离朱枫被害已经一个多月了。

　　此时的朱晓枫刚满20岁，听到这个消息后她表现得特别平静。“妈妈一直在秘密做着地下党的工作，她做的事都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她牺牲之前，就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其中有一根手指头还因为受刑而残疾了。”朱晓枫说，对于母亲的死讯，她完全以平静的心态接受，组织上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她也完全表示理解。正是在这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成了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到底她是怎样牺牲的，在哪儿，因为什么，这些具体细节我很想知道，可我不会去问，认为也没必要打听。”60年后，谈起当年的这段经历，朱晓枫已经非常平静，“就算打听到又能怎样？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允许我们去台湾看望的。”朱晓枫说，她与母亲从小就聚少离多，呆在一起最久也就是上海的那三四个月。平时习惯了集体生活的朱晓枫没有表现出撕心裂肺的悲伤，虽然心中极其痛苦，可她知道自己的生活还得继续。

　　母亲朱枫当年牺牲的细节，朱晓枫还是在书报等史料上看到，这让她心中特别感慨。“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在台湾的时候，当时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直接联络人，他们合作将重要情报送回大陆。因为有人叛变，吴石和妈妈他们都不安全了。为帮我妈妈脱身，吴石帮她安排了飞机到舟山群岛中的定海（当时舟山还未解放），可没多久吴石就被捕了，我妈妈也被抓。”朱晓枫说，妈妈是很有气节的女英雄，被枪杀之前还曾经吞金自杀过。

　　中国人都有“叶落归根”的传统，可母亲的遗骸到底在台湾被如何处理，对于朱晓枫来说，却成了最揪心的牵挂。后来，组织公开举行了纪念朱枫的座谈会，相关资料记载也陆续见诸于世，但是并没有人提及如何接母亲遗骸回家的想法，朱晓枫几乎已经放弃了再去台湾寻访母亲的念头。可是，当有一天家人无意中看到朱枫在台湾的史料照片后，他们就根据这些线索再次开始寻找朱枫的消息。“海峡两岸多位友好人士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这次妈妈能回家，真是不容易。”朱晓枫感慨说，2010年12月9日，母亲朱枫的骨灰终于从台北运送回了北京。

　　“我没遗憾了，总算了结了心愿。”朱晓枫说，目前她还没去北京，不过骨灰已暂时存放在八宝山。至于以后会将母亲的骨灰安放在哪儿，现在还不确定。“妈妈的老家也就是宁波当地政府曾表示过，想把我妈妈安葬在宁波。”朱晓枫说，“我们考虑，安葬在北京比较好些，毕竟我女儿在那边，我也方便去看望。”不过，朱晓枫也表示，宁波政府方面的热情她完全可以理解，或许她能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将朱枫的骨灰分成两份，一部分葬在北京，一部分葬在宁波。

　　在朱晓枫看来，重回大陆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无论最后如何安葬，母亲朱枫回家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妈妈这一生特别传奇，我们都很敬佩她。现在关于妈妈的很多史料还在收集整理中，我听说宁波方面还想将我妈妈的事情写成剧本，然后再拍电视剧。”朱晓枫觉得这应该算是对母亲很好的纪念方式，她说自己也盼着，希望能早日看见母亲的形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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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女谍朱枫

　　朱枫，原名贻荫，小名桂凤，是家中的“四小姐”，1905年12月出生在浙江镇海。其父朱云水是镇海当地著名渔商，渔业公会会长，家境富庶。朱枫从小兼习中西方教育，1921年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学生时期，就与陈良修（宁波最早女共产党员）成为好友，并拜师沙孟海（中国当代著名书坛巨擘，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之一）学习书法字画，其后来的名字“谌之”，即为沙孟海所取。

　　1927年，朱枫远嫁东北，成为张作霖兵工厂大技师陈绶卿的继室，并生下女儿朱晓枫。陈绶卿病故后，朱枫嫁给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并在朱晓光和周围同学朋友的影响下，开始走上抗战道路。1938年，朱枫在湖南生下她和朱晓光的儿子朱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枫全家一起到武汉避难，在武汉期间，朱枫参加了武汉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后几经辗转，她又来到浙江金华，并开始接触到台湾爱国志士筹建的“台湾抗日义勇队”，还资助过“义勇队”。1939年秋，朱枫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开设书店为新四军供应书刊。1941年，朱枫化名周爱梅，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去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最后，在朱枫的努力下，朱晓光越狱成功。

　　1945年春，朱枫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地下党，她在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经理财务。1948年秋，朱枫来到香港，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急需派人进入台湾，并与台湾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在考察人员过程中，组织认为朱枫有台湾的社会关系，所以成为最合适的人选。1949年，朱枫接受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任务，积极准备秘密赴台。可这些行动却不能透露出去，在朱枫寄给丈夫朱晓光的照片背面，她写道：“我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以探望女儿作掩护，从香港赴台。随后，朱枫以李琴云的化名寄居在女儿家中，联系到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后，开始与吴石（国民党“国防部”次长，中共秘密联系的同志）秘密接头传递情报。在台期间，朱枫设法获取了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并成功转到香港，然后送往大陆。就在顺利完成任务，即将返回大陆之前，台湾的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而台湾也开始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

　　后来，吴石为帮助朱枫离开台湾，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国民党手中的舟山，想让朱枫通过舟山辗转回来。可在1950年2月2日，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在严刑拷问下，他供出了朱枫、吴石等人。很快，吴石被抓，继而朱枫也落入敌手。朱枫在舟山被羁押时，曾试图吞金自杀，但却被监视的人发现救下。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一起在台北街头同时被枪杀，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当时朱枫身中7弹，时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