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钟南山看来，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就是发自内心的心里话，虽然有可能是错的，但却是最可贵的，“讲真话的群体一定会是一个和谐的群体”。他还屡屡针对其他公共事件发言，让相关政府部门很尴尬。
SARS之后，中国人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多了几分从容。
2004年，禽流感；2008年，手足口病；2009年，甲型H1N1流感。七年来，病毒们不曾安分，新的传染病名称不断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词。不过，人们再也未曾有过SARS流行时的恐惧，政府也不再手忙脚乱，瘟疫肆行时的每日报告不过是电视上的常规新闻。
疫情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是过去七年里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最大成绩，此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信息的公开透明。七年前，SARS流行的情况一度被瞒报，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是勇于坚持真理、呼唤信息公开的人之一。
时势造英雄。当云遮雾罩、真相不明、人心惶惶的时候，说真话的钟南山就成了英雄。
时过境迁，SARS阴霾散去，应急体系建起，但说真话还没有成为社会常态。时至今日，74岁的钟南山仍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SARS改变公共卫生体系
2003年，钟南山至少有三次发言被人铭记至今。
一次是在SARS最严酷，医护人员也开始军心不稳时，钟南山主动要求：“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另两次则是冒着风险说出与权威声音相左的事实：反对认定衣原体是SARS病因，反对“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官方口径。
在4月份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他语惊四座：“控制什么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他还补充说，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据说在那次发布会之前，有关方面给钟南山打招呼：“讲话要注意一下”。谁知，院士肚里的真话还是没憋住。
如今回想起来，钟南山当时并无畏惧，因为他手里掌握着事实依据。他也并不认为“上面”会给自己造成压力，他的压力全来自寻求真相、治病救人。“当我否认衣原体说的时候，别人会问：‘你说不是衣原体，那应该是什么？’这就是压力，我要尽快找到真正的答案。”钟南山说，“要想明哲保身，受害的一定是患者。”
SARS疫情平息后，钟南山又在“两会”等场合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积弊提出批评――条块分割，基础薄弱，信息不畅，危机管理乏力……不过他也认为，SARS给公共卫生体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
现在，全国各地都制订了突发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将突发疫情分为四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采取何种防控措施、保障措施，由哪一级政府出面解决问题，均有了详细的规定。
这一切在2003年前还是空白。“SARS之前，基层医院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安徽省一位县级医院的负责人说，“当年SARS让全社会到了草木皆兵的夸张地步，也是因为缺乏系统的防治体系。”
SARS之后，一个共识开始深入人心：防治传染病并不单单是医院的事，更是政府的事。国家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安排了专项资金，仅2003年至 2006年，总额就超过140亿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火速出台，提供法律依据。我们甚至可以在各级政府的应急预案上看到：财政局、教育局、交通局、民政局、计生办、邮政局等各单位在突发疫情出现时应承担何种职责。
关键的疫情信息传递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之前的打电话、拍电报变成了网络信息直报，而且必须在当日报告，否则将负法律责任。除了传染病疫情外，每一个在医院死亡的病例也都要上报，即便死者是车祸后被送至医院不治身亡。
新的信息上报体系通过疾控中心直达省级政府和卫生部，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基层政府的瞒报冲动。
说真话的政治
疫情信息的发布已被制度化，钟南山已无须冒风险说出被隐瞒的疫情真相，但针对疫情防治，他依然有话要说。
2008年春天，钟南山质疑广州市一处禽流感疫情：“（3月）13日就发现鸡只出现非正常死亡，而16日农业部才公布确诊为高致病性禽流感。为什么几个小时就可以监测出来的结果，足足拖了3天？”
2009年，他对甲流疫苗大量接种表示异议：“我觉得还需观望，疫苗安全性问题的观望时间还要更长一点。我们不能像1976年美国接种猪流感疫苗那样，疫情发生后疫苗仓促上阵，结果造成很多人生病甚至死亡。”不过，当不良反应人数的统计数字公布后，钟南山改变了看法：数据显示，甲流疫苗是安全的。
同年，他还批评个别地区为证明甲流防控做得好，对甲流死亡病例隐瞒不报。他甚至说：“现在全国报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数，我根本不信！”
钟南山坚持认为，信息公开是疫情防治的重中之重。“政府对疫情发展实情的信息发布越是透明，公众就越是稳定，诚实永远是上策。”
SARS期间，钟南山接受《面对面》王志采访。王志问：“你关心政治吗？”
钟南山不假思索：“我想我们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对我们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像你们作为一个采访者，作为一个工作，你把你的采访工作做好，而且人民喜闻乐见的，对你们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你在你本岗位上，你能够做得最好，你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
回答这个问题时，钟南山并未考虑王志的提问动机。后来他明白了：“为什么他那样问我？因为别人不如我直接。”“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当初可能卷入了政治，但我压根儿认为把真相公布于世有利于稳定。”钟南山说。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程东海认为，钟南山确实与政治发生了关系。SARS期间，钟南山曾经以科学家的身份，以理性的表达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抗击SARS的过程，既消除了国际社会的误解，又证明了真实的重要性。
为什么只有钟南山？
说话直接的钟南山近年来不仅针对传染病疫情说话，还屡屡针对其他公共事件发言，让相关政府部门很尴尬。
2006年“两会”，他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劈头盖脸就问：“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我要问一问，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我临床45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钟南山说，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个药品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立刻飙升。“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
2008年的一次论坛上，钟南山批评珠三角空气污染：“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
2009年“两会”，钟南山在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时直言：“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挺多，而且讲得很深。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歌功颂德。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
这样的发言自然极受公众欢迎，但也有个别时候，他的发言换来的更多是批评。2006年，钟南山的手提电脑被抢，之后他针对广州的治安状况提出建议：不应该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此言引发激烈争议。至今，钟南山也认为自己没有多大错，“可能我讲得不太全面，可能我不大懂，也可能是我错了，但毕竟是我的心里话。”
在钟南山看来，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就是发自内心的心里话，虽然有可能是错的，但却是最可贵的，“讲真话的群体一定会是一个和谐的群体”。
钟南山提倡大家说心里话，但显然，说心里话还没有成为社会的常态。所以，他不过是说了些心里话，就被媒体封为“炮手”。钟南山本人很反感这个称呼： “炮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没有原则地乱轰，但我是有的放矢。另外，‘放大炮’是为了吸引大家注意，想要走到舞台中心，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钟南山传》作者叶依的说法则是：钟南山有一种天然的公民意识，“他对社会的推动，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秉性使然。”跟随钟南山工作多年的陈思蓓医生认为，他的敢言跟他的科学家身份有关：要有科学的态度，为事实负责。“他很纯真、正直，说白了就像那个点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样，说话不会顾着什么人的情面和脸色。”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说，如果钟南山对某事表示了赞赏，就证明他确实认可了，“否则，打死他他也不会恭维你！”
SARS之后，钟南山成了全社会推崇的标兵和模范。在广州，曾经有一段时间随处可见他的照片出现在公交站台广告上，旁边的大字是“全国道德模范”。
钟南山本人也希望能够影响一些人和事。今年9月，广州医学院开设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南山班”，推行精英教育，他亲自担任班主任，在课上以自己的真实经历教育学生：要真诚坦荡对人，老老实实做学问。
说真话的钟南山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和舆论的赞赏，有网民说“我就信定他了”，有媒体称他是“医学界的良心”，说他“唤起了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但赞赏声之盛却也反衬出真话之匮乏和英雄之孤独。
钟南山认为自己并不孤独，因为“讲真话到哪儿都还是有很多人支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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