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第二年即1977年，天安门广场南端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雄伟建筑 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与天安门广场有着不解之缘。毛泽东生前曾数十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由衷热爱的人民群众。毛泽东去世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违背了他本人的意愿，也让这位伟人长眠于天安门广场，与他的人民同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的战友的业绩陈列室也进入纪念堂，名副其实地体现了党的领导集体的历史作用。
1976年9月8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毛主席病危的消息。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地“202”。
华国锋急速走进202的卧室，此时毛泽东已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华国锋随后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观察着医学专家们的积极抢救，直至看到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心电图显示成一条直线。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的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紧急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而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姚文元也跟着起哄。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议题了。后经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排除干扰后，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而“四人帮”这时却躲开了。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曾同江青吵过。由于江青捣乱，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一直开到凌晨5点多钟才结束
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1周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最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鉴于毛主席遗体告别活动时间较长，一般的冷冻措施无法确保遗体的完好，更主要的是为了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
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接到任务后，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
刘湘屏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妻子。谢富治早年曾是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政治委员，解放后授上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投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利用其公安部长的职权干下了不少迫害革命老干部的劣迹，成为“四人帮”的主要帮凶之一。1972年谢富治病逝后，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第一纪念堂的显著位置。“文革”结束后，他所犯罪行得到了清算。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宝山。正是由于谢富治在“文革”初期的显赫地位，刘湘屏才得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对于毛泽东的逝世，刘湘屏感到十分突然和悲痛。此时，曾长期与江青有密切关系的她感到脑子发木，对于此后的中国政局根本顾不得想，只想着立刻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后，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现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人。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在苏学习期间，26岁的徐静以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推翻了“成年高等脊椎动物脑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和再生”这一世界医学界公认了100多年的结论，从而轰动了苏联学术界，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凌晨2时，卫生部值班室秘书江焕波同志，火速驱车赶往西城的百万庄去找徐静。
此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为了安全，北京市的不少人家还都住在楼间空地上搭起的抗震棚里。江焕波和司机在百万庄一带，心急火燎地在黑夜中摸索了2个多小时，直至凌晨4时才找到徐静的住处。但由于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江焕波又不能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和盘托出，只好小心地问道：“是徐静同志吗？我是卫生部的江秘书。”徐静点点头。
“请跟找走，部里叫你去一趟，有紧急任务。”江焕波急促地说道。
徐静没敢多问，只说了声“你稍等一会儿”，随后迅速回到房里通知了丈夫一声，便登上江焕波的车，消失在夜幕中。
车速很快，在无人的马路上飞奔，向东单方向驶去。在车上，徐静努力猜想着可能接受的种种任务，但尚未来得及得出答案，车已经驶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大门。
这时，天刚蒙蒙亮，只见刘湘屏正在院子里急得打转。当见到姗姗来迟的徐静后，她劈头就对杨纯说：“你们医科院真成问题，一个基层教研室的主任、党支部书记，家中竟然不给安个电话？”徐静听后，只感到好笑：这位部长也真是够官僚的！别说装电话，有个窝住就算不错了！的确，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根本谈不上什么待遇。
时间急迫，刘湘屏拉起徐静，换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徐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处，对外代号“202”室）。徐静紧随大步疾行的刘湘屏，走进了里面一个不算大的房间。
他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问道：“你是徐静同志吧？”
徐静答道：“我是。”
汪东兴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沉默了1分钟没有说话。此时，徐静感到屋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敢往那想。
终于，汪东兴说话了：“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现在消息还没有公布。”
听到这里，徐静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召集你们来这里来，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
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万一主席的遗体出点差错，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说完，汪东兴望着徐静，又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
徐静理了理自己的短发，努力使心情平静下来。她思索一会儿，提出3个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要先看看毛主席遗体情况；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
这3条都得到汪东兴的首肯：“完全可以，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随即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
室内光线很暗，厚厚的紫色落地窗帘遮住了外面的阳光，室温已经被降得很低。毛泽东躺卧在大床的中央，身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被。徐静缓缓地走近床边，从侧面轻轻掀开毛巾被，仔细察看遗体的情况。
这是徐静一生中如此近距离地见到日夜想念的毛泽东，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但20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她：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理智必须战胜情感。现在自己面对的是领袖的遗体，稍有疏忽，就会给日后工作带来不可弥补和逆转的损失。此刻，最需要的是镇静、细心和大胆。她粗略计算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仔细观察着皮肤有无损伤、褥疮等，轻轻地触摸了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并一一牢记在心中。
徐静顺便还看了一下毛泽东的居室，寻找着适合实施遗体防腐处理的房间。看后，认为卫生间条件还算好：既宽敞，又有上下水，只需经过严格消毒，即可在此进行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
在返回医科院的路上，刘湘屏在车里悄悄地问徐静：“小徐，你真的一点不怕？”徐静没有回答，脑子里唯一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特殊任务。
返回医科院院部后，刘湘屏与杨纯研究后确定，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就由徐静负责，张炳常和陈克铨同志参加，组成3人小组。此时，张炳常教授还在平谷县参加巡回医疗和教学改革。
趁张炳常还未赶回的空隙，徐静前去拜访了她的老主任 全国著名解剖学家张鉴教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孙中山遗体的处理情况，之后又拜访了另一位病理科的教授。由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尚处于保密阶段，所以徐静只能拐弯抹角地向他们讨教，搞得这两位专家也十分不解：这个徐静，怎么一大早会问起这些问题？
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克铨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是新成立的3人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得到通知后，他用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备齐了必要的药品、器械，其中有些物品还是临时借来的。他仔细筛选，核对标签，清点数量，谨防出现差错。
9时左右，张炳常也从平谷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离家数月的他顾不上回家，便直奔医科院院部而来。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即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还不到10点，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等已提前赶到中南海。
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等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3位医学专家从未有见过这种场面，略感有些紧张。
汪东兴让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讲述了方案的依据、效果和实施的方法。
政治局委员们听后，又就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列宁遗体是怎么保存的？孙中山的遗体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为什么能保存2,000多年？世界上除了列宁、胡志明，还有哪一位领袖的遗体保存下来了？
徐静等人根据平时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分别做了扼要的回答
徐静在苏读研究生期间，对列宁的遗体保存稍有一点耳闻：列宁逝世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当时科学还不够发达，开始竟没有人敢承担保存列宁遗体的任务。直到过了几天，哈尔科夫一位教授才鼓足勇气，将任务承担了下来。据说，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还不是一次完成的，防腐和陵墓建设也是逐年完成。
孙中山的遗体，听老协和医院的专家们说过，是由于脸上长霉菌而无法保存下去了。张炳常曾参加过马王堆尸体的考查，马王堆女尸2,000多年保存完好，主要是在地下深埋，多层厚厚的棺和椁密封，形成了避光、避氧、低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对尸体长期保存很有利。世界上除了列宁和胡志明外，还有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主席）的遗体被长期保存下来了。他们的保存方法如何？都是各自国家的机密，我们知之甚少。
最后，张春桥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两个沙发之间走来走去，拿出一种“军师”的架式，不是提问，而是质问。他指着徐静的鼻子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这时徐静已经顾不得紧张了，她镇定下来，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3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
华国锋听完情况汇报后，说：“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汪东兴也说：“这是一件庄严的政治任务，你们一定要完成好，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考虑长期保存。现在是20世纪70年代，你们一定要有志气、有雄心，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得比列宁的还要好。”
最后，华国锋拍板说道：“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遗体处理工作的时效性很强，时间的稍许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方案一经中央批准，徐静等人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实施方案之中。
首先是各项准备工作。他们先对毛主席卧室的卫生间进行了彻底的清洁消毒，然后配制药品和摆放器械，并将操作台摆放在房间的中央，便于站在四面操作。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已是中午。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陪同他们去吃午饭。但由于仍沉痛于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之中，此时他们一点食欲都没有，有的喝了两口汤，有的吃了两根豆芽菜，张炳常根本就没有动筷子。随后，3人便急促地赶回房间，对毛主席遗体实施防腐处理。
由于工作是在主席住处进行，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候在旁的周光裕大夫因熟悉情况，便成为他们的参谋和助手。徐静作为负责人，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镇静，用沉着的态度来影响大家。
他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顺地完成了全部操作。这时时钟已指向了下午2点30分。
9月9日下午做完防腐处理直至10日深夜，几位专家一直守候在遗体旁。他们仔细地观察着遗体的细微变化，如皮肤颜色，皮肤的韧性和弹性，关节的活动程度，眼睛和嘴的闭合情况，甚至颜面皮肤的纹理都一条一条的数过，并为长期保存做好了原始记录。
这时，张炳常向徐静提出建议：“你看要不要把北京医学院的谭曾鲁主任请来看看？”徐静会意地点了点头。她了解张炳常的想法：现有的3人都来自一个单位，这些经验、措施和方案毕竟是一家之见。多一个人多一家的经验，既可集思广义，也好给3人“壮壮胆”。
谭曾鲁，195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54年曾在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攻读解剖学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副主任，参加过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研究工作。
不到1个小时，谭曾鲁便赶到现场。其实，谭曾鲁上午9点就已经奉命赶到人民大会堂待命。只因当时工作杂乱，无人接应，这才姗姗来迟。他一赶到“202”，便以专家的眼光仔细审视，用手触摸，作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对遗体防腐的处理情况满意，未提出任何异议。
9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曾在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女尸时，研究女尸长存不腐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王鹏程也赶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当日下午，工作人员重新量了主席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的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给主席穿了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小周同志则为毛主席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主席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当晚，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一些首长在中南海“游泳池”，向主席遗体举行了告别仪式。整个过程中，江青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传“首长要来”，周围的气氛马上变得严肃、紧张起来。约两小时后，江青身着黑衣，面遮黑纱，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冷漠地与大家握过手，什么话也没讲，一滴眼泪也没掉。她在主席遗体旁摆着各种姿势，让摄影师杜修贤为她拍了照，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表现十分不合常理。9月2日，毛泽东病情恶化，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始在他身边轮流值班看护。身为主席夫人的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却毫不关心。她不仅不守在主席身边，反而于9月3日乘专列跑到山西大寨摄影去了。
9月5日，毛泽东病情笃重，处于病危状态。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非常着急，准备安排后事。晚间9点30分，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从大寨回京。江青却拖拖拉拉，直拖到9月7日才回到毛泽东身边。
遗体防腐处理工作完成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976年9月11日至17日，毛主席遗体要移进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
9月11日凌晨3点20分，毛主席的灵车来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主席遗体走出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遗体被放在宽大的平担架上，由警卫战士抬着，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细心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
防腐小组的4位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9月11日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
吊唁的第一天，由于临时使用的棺罩还未做好，主席遗体是敞放的。按照专家的要求，启动了大厅内全部的风冷设备。尽管室温已降到了15 以下，厅内的人穿着大衣还觉得冷，但对保护遗体来说，这个温度却远不够低。
室温过低，吊唁的人尤其是体弱多病的老同志受不了；室温高了，对遗体保护又极为不利。这是一对矛盾。更要命的是，瞻仰人群每人都是一个散热体，军乐队又在现场演奏，铜管乐器中喷出的也是热气，再加上厅内的灯光热量，到最后恐怕连15 也保持不住。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徐静等人急了。中央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的同志听了他们的意见后，立即决定撤去乐队，改为播放哀乐录音；控制厅内灯光总量，除了保留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外，其他的灯尽量少开。
在人民大会堂吊唁期间，华国锋曾在大会堂福建厅多次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负责遗体保护的徐静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她回忆说：
第二次会议，气氛就紧张起来，当我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时，话还未说完，张春桥、江青就出开了馊主意，要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等等。不知他们安着什么心？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接着，谷牧、顾明等同志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事后，谷牧副总理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 四人帮 破坏得很利害，他们不时地出难题，制造障碍，要是遗体真的保护不好，他们是要兴师问罪的。其实，兴师问罪倒是小事，如果搞不好，我们这些人怎么向下一代交代？”
当时，我的思想压力是很大的。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好，或者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让“四人帮”抓住，我岂不首先成了罪人。这且不说，当时参加遗体保护工作的，大部分是“文革”期间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同志和专家权威，又将会株连他们，再次被打倒！
而且当时把持卫生口的那位刘湘屏部长，特别爱制造紧张空气。她本人是外行，工作全靠黄树则副部长和吴阶平副院长，却经常当众训斥黄树则。有一天早晨，她匆匆来到人民大会堂，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遗体保护技术，外边全知道了。你们说说是谁泄密了？不然的话，就是工业口那些 小修们 ！”又有一天，她又突然征求大家意见说：“我们这个队伍老的太多，是否掺掺沙子？可否考虑把上海×××赤脚医生请来。”在场的同志无人理睬她。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看不懂这段文字。所谓的“小修们”，是“四人帮”一伙看着谁都不如他们革命，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而“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推行的医疗制度，试想，遗体保护这样高难度的技术问题，农村的“赤脚医生”也能够干得了？然而在“文革”期间，这种用工农兵“掺沙子”的事情却司空见惯，并且被认为是最革命的事情。
此时，徐静等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有机玻璃棺罩的送来。
就在9月9日下午，谷牧同志紧急召见了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等同志，研究、解决关于制造能够降温、隔氧的有机玻璃棺罩的紧急任务。
韩伯平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在人民大会堂群众瞻仰遗容期间，交给我们的任务有3条：
一是要做一个玻璃棺，把遗体放在棺内，既能瞻仰遗容，又能保护遗体。时间急（只有1天时间），无准备，只好找现成的，首先想到的是苏联1925年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我们立即赶到碧云寺，打开一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使用。制造玻璃棺，时间来不及，又不安全。因此，确定做一个有机玻璃棺，但北京只有一个小厂生产有机玻璃板，最长的板只有1.6米，需要2.2米长。北京有机玻璃厂的全体职工，眼含热泪，日以继夜，边试验、边粘接，把短板粘接成2.2米的长板。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只用十几个小时有机玻璃棺就粘合成功。11日，工厂职工把玻璃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把伟大领袖遗体安放在棺内，使棺内成为一个“小环境”。
二是要隔氧。北京氧气厂和化工系统对棺内进行了充惰性气体的工作，使棺内的含氧量降到遗体保护要求以下。
三是降温。这是保护好遗体的重要条件之一。谷牧同志请来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温专家和北京市冷冻机厂、医疗器械厂等各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采用了液体介质、气体介质降温，有明显的效果，但不稳定；北京市计委的谢飘同志和半导体专家们，又做出了半导体制冷降温的设备，综合降温，使棺内的温度稳定在7 到8 ，夜里可以降到6 。当时我们心脏的跳动是随着棺内温度计的升降而变化的。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当时“四人帮”正在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遗体保护得如何也是他们发难的借口之一。当时谷牧同志讲过，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当时的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同志也回忆说：
那天中午吃了几口饭，我驱车到国家计委找袁宝华，走进他的办公室，谷牧同志也在。袁宝华神情严肃地对我说：“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起来，让各界人士瞻仰。我们商定制作一个带有有机玻璃罩的棺体，把主席遗体安放在里面。”我接受任务后，跑到化工部展览设计室，同设计人员连夜赶制灵床，很快成品就拿出来了。灵床四周雕有花纹，既美观，又大方。制作有机玻璃罩需要大块板材，现成的板材均不够尺寸。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东郊专门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请他们协助。厂里的干部、工人同志加班加点，以惊人的速度连夜赶制出来。我早年是学化工的，随即想到医务人员提出的将主席遗体放到有机玻璃罩内，保持低温无氧气环境的重要。我立刻去东郊氧气厂，请求厂家提供高纯度氮气。上述设备全部于9月11日凌晨准备完毕。科研人员还在灵床底座安插了胶皮管，让氮气缓缓输入棺内，既保证了棺体的温度，又使含氧量降到最低点。
9月11日午夜，毛主席遗体被放入有机玻璃棺中，专家们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成千上万的人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体前肃立、默哀，缓缓走过伟人身边。
9月12日起，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张任恩、刘国诠、丁向东等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负责监测棺内的气体，预报遗体有无腐败物质产生，遗体的防腐是否彻底等，每天都有报表，及时向遗体保护专家们提供可靠的数据。监测结果表明：棺内条件完全符合遗体保护的要求。
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副主席到了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说：“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操劳，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东兴对叶剑英说：“事情的确多得很，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的来信来电像雪片一样。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存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9月13日，党中央成立了以华国锋为组长的“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是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办公室主任。它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具有权威性的办事机构，凡属有关毛主席遗体保护和纪念堂建设的决策性意见，都从这里产生；一切组织措施和工作落实的“命令”，都从这里发出。
办公室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鉴于当时凡属涉及毛主席后事的任务都须高度保密，为对外联系方便，办公室对外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实际上国务院并没有第七、第八办公室，之所以定为“九办”，可能与毛泽东9月9日逝世有关。
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的第3次会议，是听取赴越南考查小组的汇报。那是毛主席病逝后，征得越南党和政府的同意，我国派出了以北京医院院长林均才为团长的6人代表团，赴越了解和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情况。林均才同志在抗法战争时期，曾经聘任过我国驻越南的卫生顾问。不巧，他们未能看见胡志明的遗体。虽然据越方解释说，是因为正在一年一度的大修整而不能参观，但是联系到当时越南党和政府的亲苏反华态度，其背后的原因可想而知。
吊唁活动持续到17日，首都先后有30多万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各族各界群众和党政机关干部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伟大领袖，瞻仰遗容，寄托自己的哀思。
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已经落成，水晶棺也移入瞻仰厅，在各种专用设备的试运行均已达到满意效果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把毛主席遗体移入纪念堂。
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时刻。对于如此重大的举动，必须准备相应的一套万全措施。
领导和专家们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了万无一失的转移方案。谷牧、顾明于8月16日向中央写了正式报告，提出“要抓紧抓细，一丝不苟，确保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而在此之前，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以生产“解放牌”卡车和“红旗牌”轿车而闻名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用半年时间，把一辆红旗牌轿车改装成遗体运输车。遗体运输车车身为黑色，长6.08米，宽2.99米，高1.65米。根据保温要求，车内分前后两室：后室装有制冷设备，用来安放金属棺；前室可乘坐3到4人，装有温控装置。
中央警卫局毛维忠副局长亲自带领中央警卫团的司机察勘运输路线。司机在这条路线上也经过了反复演练，对于整个路线，包括它的每一个转弯处，乃至马路上每一处不平的地方，都摸得一清二楚。
整个遗体转移工作，由黄树则、林均才、吴阶平、李志绥、徐静、毛维忠同志负责。参加遗体转移的还有吴蔚然、谭曾鲁、陈遥良、王植南、陈克挂、张任恩、丁向东，以及中央警卫团的陈长江、王祖培等人。
1977年8月20日凌晨1时40分，运载毛主席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司机聚精会神地驾驶着车辆，穿过每一处不平的路面，平稳地驶向毛主席纪念堂。整个转移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毛主席遗体移进纪念堂后，经过短暂的适应性处理，于当天上午11时升入瞻仰厅水晶棺瞻仰的位置。
从此，大本营设在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的卫生保护组，胜利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几十名专家奋战一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实现 毛主席遗体安卧在晶莹剔透的水晶棺中，让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地永远瞻仰。而党和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住他们的功勋。
毛主席纪念堂组建管理机构时，正式设立了卫生保护室。这是直接从事遗体保护工作的专门机构。虽然卫生保护室的行政管理属纪念堂管理局，但它所从事的遗体保护任务，却直接向中央领导小组负责。
这个室的工作人员由遗体保护专家和卫生技术人员组成。已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的徐静兼任该室主任，张任恩、张炳常、谭曾鲁教授均为副主任，该室工作人员则有陈克铨、孟洪德、刘国诠、丁向东、江焕波、魏建议、吴全生、张连业、张华等。
徐静博士自从领受毛主席遗体保护任务后，便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全部的爱和绝对的忠诚，都投入到了这一神圣使命之中。她先后担任过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共16年。直到1993年5月，身为全国人大常委的徐静虽然从局长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仍然担任着纪念堂管理局的特邀顾问。用她本人的话说：她是毛主席纪念堂的人，她的心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纪念堂，离不开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
而纪念堂卫生保护室的所有同志也都像徐静一样，一干就是十几年，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遗体保护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允许半点疏忽和失误。当时负责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和纪念堂建设工程的谷牧同志，曾对他们讲过：
遗体保护是核心，前线在这里，必须要做好。这个任务不同寻常。如果说我们搞建筑工程，搞不好无非是多作几个方案。多画几张图纸，大不了推倒了重来，而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却不能这样，保护不好是挽回不了的，是不能“推倒重来”的。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盖那么大的纪念堂还有什么用？！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卫生保护室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们，在日常保护工作中都是慎之又慎。为此，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每项措施都研究得极为详尽，每个环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对于应用到遗体保护上的措施，他们规定了“三不用”，即：未经科学实验不用，不是确有把握不用，未经领导批准不用。他们就是凭着这种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做到了“一丝不苟，万无一失”。
中央要求，要世世代代把毛主席遗体保存下去。他们的工作也将一代一代地接续下去
多少年来，毛泽东遗体的保护情况，始终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一直负责遗体保护工作的徐静，就曾收到过无数封人民群众的来信，询问这方面的情况，表达对于遗体保护的关切之情。
一些国际友好人士对此也很关心，有的还特意到毛主席纪念堂来，要亲眼看看遗体保护情况。国内外报刊杂志也不时从不同侧面报导过一些情况，个别的还不负责任地做出了负面报导，从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1983年12月，在毛主席诞辰90周年前夕，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博士向记者发表谈话，首次对外披露：毛主席遗体保存情况良好，已处于完全稳定状态。她还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会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万无一失地保护好毛主席遗体，管理好纪念堂，并且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前来瞻仰参观。
消息发表后，在城乡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群众纷纷来信，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和敬仰，并且感谢毛主席纪念堂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辽宁一群众在来信中写道：
我以极度兴奋的心情听完徐静同志讲话，一下打消了我许多不安的心情和疑虑，感到由衷的欣慰。我有一个终身不移的心愿，就是将来有机会去瞻仰毛主席遗容，以表达我这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心。当然，更要紧的是要遵照他老人家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工作。你们把毛主席纪念堂管理的那么好，真叫人感激，我感谢你们辛勤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9年3月，徐静博士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传言和误解，再次对中国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
毛主席逝世后的遗体防腐处理是及时的、科学的、可靠的，为长期保存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在的保存状况非常好。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除吸取了以往医学中有关尸体保存的经验外，还吸收和借鉴了西汉古尸的保存方法和研究成果。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尸出土后，周恩来总理曾调集全国许多学科的专家成立了研究小组，对属于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西汉古尸保存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提取的棺液进行了科学的化验分析。西汉古尸之所以2,000多年保存完好，主要是深埋、低温、避光、避氧和采用许多中草药材。它的研究成果已被应用到毛主席遗体的保护上。当然，我们所采取的低温、避光、避氧等措施，是通过先进的现代化仪器仪表来实现的。这正是我们的独特之处。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主席遗体比过去“缩小”了、“变色”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遗体保护专家和卫生技术人员，对毛主席遗体的身长、体重经常进行精密的监测。大量的测试数据表明：毛主席的遗体并未缩小，体重并末减少，颜色没有变化。但瞻仰者为什么会有那些感觉呢？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由于人们的视觉差异引起的。遗体与宽阔的瞻仰厅的空间比例，瞻仰者与遗体的距离，立姿与卧姿的高度差异，容易使人产生“小”的感觉，实际上遗体的身长、体重并无变化。至于说到“变色”就更不准确了。人死后的肤色是无血色的灰暗色，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是，毛主席遗体的面部颜色，是来源于灯光的效果，颜色黄一点、红一点都是通过特制的灯光调节的，我们称之为“彩色配光整容”，并不是遗体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1990年10月，毛主席家乡湖南省委《共产党人》杂志社的两位编辑，专程到毛主席纪念堂采访，关切地询问毛主席遗体的保护情况。徐静局长为此撰写了《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一文，向哺育、造就一代伟人的湖南人民汇报。文章写道：
大家知道，1976年9月9日凌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在这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我受命担负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要求做到长期保存，万无一失。这无疑是个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我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从毛主席逝世的第一天起，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专心致志地为保护好毛主席遗体而努力工作，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日夜守护在毛主席的身边。如今14个寒暑春秋已经过去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毛主席遗体始终处于良好状态，现在保存情况非常好，他的身高、体重、形态、肤色都没有变化，仍如他老人家临终时一样，还是那样亲切安详。这是可以向湖南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告慰的。
1993年，准备从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位置上退下，但仍担任纪念堂管理局特邀顾问的徐静，再次就全国人民所关切的问题作出回应：
如今，17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郑重宣告：现在毛主席遗体保护得非常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可以万无一失地长期保护下去。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对毛主席遗体保护所采用的方法，是独特的、科学的、可靠的，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国科学领域中 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多门类学科大协作的结晶，是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党中央、国务院对毛主席纪念堂非常关怀。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万里、李鹏、乔石、李瑞环、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姚依林、宋平、王震、薄一波、胡乔木、谷牧、方毅、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来毛主席纪念堂参加重要的纪念活功，检查指导工作，给予我们很多宝贵指示和支持。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嘱咐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遗体保护好，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关系人民团结、国家稳定的大事，是不能有任何差池的。中央书记处曾专门讨论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胡乔木同志，生前多次来纪念堂检查指导工作，宏笔题词要求我们要“满腔热忱，勤勤恳恳，做好纪念堂管理工作”，热情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是光荣的，党和人民感谢你们。”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和力量，激发了我们纪念堂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人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毛主席纪念堂的全体工作人员，是不会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的。
中央决定保留毛泽东遗体并建立纪念堂后，选址在何地便成了反复研究的问题。当年一些人猜测，可能会学中山陵那样在北京西山建堂，然而最后确定建在天安门广场。
当时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主任的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是总揽全局的办事机构。凡属有关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和遗体保护的决策性意见，均出自这个最具权威的办公室里。为筹划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办公室专门设立了一个“陵墓设计小组”，后改名为“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由当时担任北京市建委主任的赵鹏飞和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挂帅。
1976年9月13日，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的当天，即电话通知了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8个省市10个单位，要求选派最有声望的建筑师、设计师、美术师和工人代表共40余人前来北京，负责陵墓的选址和设计工作。
选址工作刚开始，便众说纷纭，提出不同的方案。
当时选来的是一批最优秀的建筑专家（国家建委建筑科学院5人，北京市规划局和建筑设计院各6人，清华大学4人，上海4人，天津、辽宁、广东、广西、黑龙江、一机部各3人），他们汇聚到北京后，立即成立了选址设计小组，并于9月14日投入到了紧张工作之中。
在近两个月的选址工作中，专家们走访了北京的有关地方，察勘了多处名胜古迹所在地，先后对香山、景山、北海、中南海、天安门广场及其北部一带等十几个地点作了重点调查研究，并先后提出了各种方案和设想。
选址设计组的专家们，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南征北战、辛勤操劳一生，理应在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的地方建造陵墓，让他老人家能够安眠静息。为此，他们设计出“水上日出”方案：浩浩碧波，霞光绚丽，一轮红日，跃出水面，光焰万丈。为此，专家们来到中南海、北海、昆明湖 走了一水又一水，寻找着合适的水域。
中南海是毛泽东长期居住过的地方，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中南海里一泓碧水，微波荡漾，岸柳成行，绿草如茵，亭台廊榭，风景秀丽。有人主张将主席陵墓建在瀛台小岛上，然而中南海是全国最高领导中心和国际友好交往的重要活动场所，陵墓建在这里会有每日数万人前来瞻仰，势必会影响到此处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再者，瀛台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将毛主席陵墓建在此处也不合适。
北海、颐和园虽然不是中央办公地点，但公园毕竟是人民假日休憩、游玩放松的地方，在此修建陵墓与整个环境和气氛显然不符。
有的专家提出了“山顶红星”方案，并为此又去攀香山、景山、玉泉山，走过了一山又一山。
香山方案曾一度被看好。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由河北省平山县迁至北京后，香山曾是毛泽东居住过的地方，直至同年秋天才迁往中南海。毛主席在香山虽然只住过短短几个月，却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渡江作战，商讨和确定了建国大计，拟定和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纲领性文献。除历史地位重要之外，在此仿照气势宏伟的南京中山陵，依山而建毛主席陵墓，同样可以获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效果。然而，香山虽有山势险峻、气势开阔、景色秀丽、环境幽雅之长，却距北京城较远，给群众带来不便。
景山公园与中南海、北海这些皇家园林，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内最优美的风景区，也是北京过去城内的最高点。站在景山主峰的万寿亭上，天气晴朗时，不仅可以环视北京全城，还可以俯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 故宫。景山虽位于整个京城的中心位置，但却距离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较远，也显偏僻。
当依山依水的各种方案纷纷受到质疑后，选址设计组的目光，便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以北的方案，是把陵墓建在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天安门之北的端门位置上。提出此方案的专家认为，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队伍时，游行的人群面向天安门，同时也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此修建陵墓，不仅不涉及房屋拆迁问题，还有现成的公园树木可以利用。此案的缺点是，陵墓藏在古建筑群中，而且被高大的天安门挡住，广场上的群众根本看不到它。
在选址和设计工作加紧进行的时候，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8日作出了在首都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正式宣布“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这一决定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反响，人们开始关注毛主席纪念堂何日建成，也促使纪念堂设计小组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进程。
选址设计小组的专家走遍了京城内外，仍没能找到最理想的地方，心中也不免焦躁起来。
正当选址一筹莫展的时候，谷牧、顾明等领导多次参加现场勘察，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选址和设计方案，广泛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并就一些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指示。顾明耐心启发小组成员说：“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写道：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 。烈士们到月宫里，吴刚捧出桂花美酒，过着寂寞生活的嫦娥也万分激动，在碧海青天舒袖起舞 ”
领导的启发，给选址设计组的全体人员，指明了选址和设计的方向，引导他们彻底跳出陵墓的概念，摆脱了悲哀的调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通过对众多方案的反复比较和论证，设计组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曾经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坐落在广场北端的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已经成了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象征。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毛主席曾多次在这里检阅过群众队伍，检阅过人民军队 早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将来要“让天安门广场建成人民最喜爱的地方”。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经过3次大的整修扩建，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可见，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光彩夺目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和壮丽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宏伟建筑群体，使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内容更加鲜明突出，雄伟壮观。
总之，设计组的同志认为：毛主席的伟大身躯，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合适的地方。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纪念堂选址等问题的汇报后，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范围虽已缩小到天安门广场及纪念碑以南，专家们仍提出了3个方案：
一、与纪念碑接近的方案，即纪念堂紧靠纪念碑。此方案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含义。
二、与正阳门接近的方案，即纪念堂紧靠正阳门。此方案不妥之处在于，正阳门城楼高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三、天安门广场最南端的方案，即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与广场北端的天安门遥遥相对。但这将使纪念堂紧邻喧闹的大街，与其庄严肃穆的气氛显然不符。
在3个方案争论之时，又出现了正阳门城楼的存废问题。这座北京现存的且保持完好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不仅丰富了广场南面的轮廓线，而且起到了分隔前三门繁华区的“影壁”的作用。这样，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最终决定将纪念堂建在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正中位置上。
最后确定的选址，实际上就是原“中华门”的位置。这个位置处于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使得纪念堂和天安门城楼遥遥相对。又由于毛主席纪念堂的体量相对较小，把它建在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两大建筑之间，宛如“众星捧月”，更加突出了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更加充分地表达出毛主席纪念堂的重大政治意义。
纪念堂的设计工作与选址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特定地点的周围环境，制约着建筑的形式与布局，因此，专家们在选址的同时，也在研讨着各种形式的建筑方案。由于时间太紧迫、太宝贵，他们往往是白天到现场勘测，夜晚回来考虑设计方案，驻地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在最初产生的建筑设计方案中，大多绘制的是陵墓形式，有墓有廓，陵寝结合，并以实体为主，基本上没有柱廊。即使有柱廊，也多采用短而粗的柱墩；有的则以短柱托起大块方形的花岗石实体，上面覆以党旗。还有的以延安窑洞或五角星为主题。而在设计瞻仰厅的构思上，大都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些方案都过于陈旧，不能很好地来体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一生。
谷牧副总理审阅后指出：在考虑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时，要注意和剥削阶级统治者的陵墓建筑划清界限。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对立的关系，他们的陵墓建筑，总要显示他们是神圣不侵犯的统治者。因此，从外国的金字塔，到我国的地下宫殿，都给人以阴森压抑之感。而现在我们是要设计建筑一座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一生的纪念堂，它既要庄严肃穆、又要雄伟开阔。
顾明也提醒大家：毛主席是我党我军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崇敬与爱戴，要从建筑整体来体现。苏联的列宁墓以及保加利亚和越南的，都相差不多，上边是检阅台、接见厅，这是否合适？我们要有创新，要结合中国历史，要有时代精神。
所有这些，都给设计者以启迪，他们又设计出多种类型的方案：
第一类是柱廊式方案，采用周围列柱，柱廊两端为实墙，列柱中间嵌以实墙等等。柱廊式方案气势挺拔有力，层次分明，富有表现力。
第二类是群体式，使纪念堂为一组建筑群，外轮廓线饱满，气势壮观。
第三类仍是无柱廊式的方案。
1976年10月下旬，方案设计进入了第二阶段，八省市的设计人员分别回各省市征求意见。在京单位则有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建筑雕厂的建筑设计专家和部分建筑公司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参加，组成了设计组。设计组通过开座谈会、个别征求意见、请有关人员广泛评论后认为，柱廊式方案不仅与天安门广场四周建筑 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相协调，而且容易做到庄严、肃穆、美观、大方。因此，其他类型就没有再发展下去，而集中力量研究探讨柱廊方案。在分析柱廊方案的基础上，对影响大体型的屋顶形式提出多种设想。为了保持我国纪念性建筑的传统形式，台基采用分层。为了从天安门广场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比较完整的纪念堂，体型采用了正方形。
当年曾参加选址和方案设计工作的华德润（原基建工程兵科研设计院副院长），在其撰写的《三十个日日夜夜》回忆文章中写道：
1976年初秋，人们的心情格外沉重，我们的祖国蒙受了巨大的不幸，继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不久，毛主席又离我们而去。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
当年9月末，我奉上级指示，带两名政治、技术条件都好的工程师去前门饭店集中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规划设计工作。全国26个单位多所大学。14个设计、研究院、所和6个委、局、厂）选派出59人组成规划设计组，由北京市赵鹏飞副市长负责，其中有很多人是全国声誉很高的设计大师和建筑界的权威人士。
赵鹏飞副市长向全组人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要求参与设计的全组人员，竭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方案设计报中央审定。会后，以单位或地区划分了若干小组，立即开展工作。3天后交出了第一轮方案，经过全组评议后再做第二轮。这里的工作是不以白天黑夜为界限的，只有一日三餐是正点开餐，其余的时间就完全投入到设计中去了。困了就睡一会儿，醒了就再画。南京工学院杨庭宝教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陈植总工程师、陕西第一设计院洪青总工程师都已年过古稀，他们也都亲自动笔彻夜不眠的绘制方案。人们的眼睛都是红丝一片、就是在就餐中也是边吃边交换设计中的意见。第一轮的方案，比较多的有类似天坛式的圆顶建筑，有太庙式的大坡屋顶。但经过三轮评议后，大家的方案就有些近似，意见趋向一致，一个高台阶、高柱、顶的方案被大家接受了。因此，可以说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审查纪念堂设计方案。几种各具特色的建筑模型，摆在了有关领导人面前。他们一面听取着有关人员的汇报，一面注视着眼前的建筑模型，议论着各种方案之长短
这次集体审查确定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纪念堂就正式建在天安门广场南部 原“中华门”的位置上，即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正阳门以北。
第二，基本上肯定了三种设计样式，要求再作修改后，正式报中央审定。同时提出，纪念堂一定要设计得坚固适用，庄严肃穆，美观大方，有中国自己的民族风格；要方便群众瞻仰，利于遗体的长期保护。
第三，这项工程意义重大，时间很紧，要精心组织、精心施工。
此后，国务院“九办”和纪念堂设计小组，又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于11月12日报经中央审定，正式确定了纪念堂建筑方案。用他们的内部话来说，就是“综合方案”。这个方案确定纪念堂的建筑形式为正方形，八开间，重檐屋顶，两层红花岗石台基，绕以汉白玉栏杆，廊柱为正方形抹小角。总高度为33.6米。
一个选址恰当、造型雄伟、符合需要、获得各方满意的方案，最终被确定了下来了。
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丰硕成果。曾担任过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回忆当年参加总体设计时的情景，至今仍兴奋不已。他在《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回忆》一文中写道：
我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和赵鹏飞等同志听完谷牧同志传达中央关于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要求，长时间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此时，我禁不住想起过去为毛主席设计中南海住宅的情景，想起为他老人家建设北戴河休养建筑的情景，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而现在要建设的却是和毛主席永别的工程，心中感到非常难过。
当时，对这个工程的概念，我一时还摸不着边际。我是瞻仰过列宁墓的，但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要求，显然是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若是周总理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领导大家把这个工程建得十分完美，让毛主席虽死犹生。但是，周总理先故去了，毛主席又离开了我们，“四人帮”还在那里横行，也许会更加肆无忌惮，或许会对纪念堂工程乱加干扰，一时百感交集，思虑万千。
像建设人民大会堂一样，对毛主席纪念堂这座全国人民关心的重要建筑，首先是请全国著名建筑专家来京进行方案探讨。
经各位专家和有关领导研究，最初提出的修建地点有三个：一是香山，二是天安门广场，三是景山。起初，大家提出的方案，香山和景山方案的建设规模都很宏大，天安门广场方案的建筑体形也很庞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大家衷心怀念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有的建筑方案几乎把天安门广场南半部全部占满了，有的方案建筑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
在所有专家当中，只有南京工学院杨庭宝教授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二层高的建筑。杨庭宝教授冷静地考虑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环境，考虑到纪念堂应该是天安门广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筑规模合理，才能突出纪念堂的光辉形象，使它千秋万代闪耀着光芒。杨教授所作的方案，给予我们以很大的启示。
在全国著名建筑专家提出方案离京之后，留下有清华大学、西安设计院、建工部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的教授和建筑师，负责综合各方案之长，提出实施方案。但是，当时有关地下工程保密很严，建筑师们不了解；纪念堂除群众瞻仰活动外，还可能有些什么活动，一时谁也说不清；还有，纪念堂的管理工作、遗体保护、警卫工作等，既要十分有效地进行，又要适当隐蔽，不能干扰瞻仰这个主题，布置相当复杂，各位建筑师一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当时负责施工的总指挥李瑞环同志焦急万分，因为设计方案不定，一切将无从下手，他一天催几次，让我们尽快拿出实施方案。赵鹏飞同志和我也急得直冒火。
在这种情况下，经和赵鹏飞同志商议，由我动手，在各位教授和建筑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大家的意见，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草图。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交给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伯义建筑师画出了正式方案。这个方案是65米见方的平面，后来经大家进一步研究修改，增加了警卫和管理用房等，平面增大为72米见方。经谷牧同志请示叶剑英、华国锋同志，纪念堂工程实施方案就这样确定下来。接着，下一步的设计工作和挖槽工作也就开始了。
在进行纪念堂总体设计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纪念堂的正门朝北，如果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都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感到这样似乎不妥。
经大家研究，认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怎样解决呢？大家一时想不出好主意。后来，还是赵鹏飞同志提出一个想法，就是把纪念堂庭院的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两侧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之中，背向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意见很快为大家所接受，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各向里压缩20米，成为现在的这种格局。
1976年9月18日下午，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群众队伍就是这样布置的，效果很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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