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
读书者
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
“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
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
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
“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打工者
改变命运的梦难圆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
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
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
既得者
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
“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
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 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
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
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
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专家访谈
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
现代化有倒退危险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
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渠道开放不够
“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流动真的减少了吗?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
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 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时评：80后买不起房 只因“我爸不是李刚(专题)”
售楼处，一位男子，语带尊敬地问着一位初次来访的客户：“你是李刚吗?”答：“不是。”“你爸是李刚吗?”“不是。”“你有叫李刚的亲戚朋友吗?”“没有。”“那你来干什么，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那男子大怒道。
好吧，这只是我杜撰的一个段子。
在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事件后，“我爸是李刚”俨然成了一个最热的段子。而当楼市遇到“李刚”，更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
80后买不起房，只因“我爸不是李刚”;面对还剩下20年的贷款，本准备去欧洲度蜜月的，只好改去苏州，只因“我爸不是李刚”;就连开发商，看着被央企越举越高的地价，只好在内心愤懑地说道，只因“我爸不是李刚”。
中国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的确过高。80后啃老已成为常态，但即便如此，面对如此高昂的房价，恐只有“李刚”等富二代、权二代能轻松消费了。而广大的80后，看着高企的房价，摸着瘪瘪的钱包，只能自怨自艾道，“谁叫我爸不是李刚呢?”
房价，几成为80后与“李刚”们最大的矛盾。但目前的房产新政，限购、加息，乃至未来的房产税，能缓解“我爸不是李刚”们的愤愤不平吗?
限购、加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恐将成为常态，但这些举措均不能解决“我爸不是李刚”的问题。而目前的政策，理智告诉我，“李刚”们游刃有余，“非李刚”们将面对更大的购房成本。而在房产税去向未明的情况下，社会公平更不能靠“房产税”实现。
政府的职责就是应该做好保障房的建设，同时从信贷上严控投机需求，严格执行和落实现有的调控政策，并从房地产开发建设和流通的环节完善制度，而不必急急忙忙出台新政策。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国将建设各类保障房580万套。李克强副总理在考察时亦要求，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中要负主体责任，要从投资、土地、财税等方面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
而只有加快保障房建设，社会公平才能实现;只有加快保障房建设，房产商才能借此完成一轮变革乃至差异化。针对“李刚”们，固然有批开发商可主打豪宅路线，而主流开发商则可回归普通商品房的建设，而不必承担70/90的枷锁以及太多的社会责任，然而低端的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政府则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不可否认，之前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价格虚高、投机严重等情况。各地政府应大力增加土地供应量，同时严格规定保障房的开发面积，促使更多中低端房源进入市场，消化市场需求。调控房价不在一时，而是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而解决这一难题的重中之重，便在于能否提供足量的土地，开发合适比例的保障房及掌握好开发的速度。
过去中国房产市场的弊病正是在于，“李刚”与各类“非李刚”们同走商品房一个独木桥。中国房产市场应在尊重、满足“李刚”们的需求前提下，为“我爸不是李刚”的同志们，提供一个住房解决之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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