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临终九大最后嘱托:别在我脸上打叉叉(图)

资料图：1975年，在全国四届人大会议上作报告的周恩来

　　作者：秦九凤（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研究室主任）

　　遗言：国宝交故宫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希望小平忍一忍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遗言：骨灰撒大地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约火化后撒掉骨灰的做法，周恩来却一直有一个担心：不知道他俩谁先去世。他认为，如果邓颖超先于他去世，他保证能撒掉邓颖超的骨灰，如果自己先于邓颖超去世，他担心邓颖超办不到。

　　北海湖畔祭老舍

　　1975年8月24日，是老舍罹难的九周年。残阳夕照，周恩来又一次在医护人员和身边人员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园。走着走着，周恩来突然停下了脚步，硬生生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静静的湖水出神。几分钟过后，他突然转过身，问身边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对方一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摇了摇头。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听人说过，很不详细……”

　　“我知道。”周恩来语气沉稳而又坚定，“让我详细地讲给你听。”

　　《养蜂促农》赠藏胞

　　周恩来一生有两件比较遗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湾，二是未能到西藏。

　　修史请别忘杨度

　　10月7日，周恩来突然清醒，他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别往脸上打叉叉

　　随行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在场的工作人员，个个像孩子似的围拢过来，在周恩来的身边站成两排，做好拍照的准备。就在摄影师杜修贤将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让人心颤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遗体解剖总结经验

　　当周恩来生命进入弥留阶段后，只要他醒来就一再叮嘱医护人员：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遭受着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我死后你们可以解剖我的遗体，我相信总有一天，治疗癌症会有突破的！

周恩来逝世

　　（节选）

　　希望小平忍一忍

　　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大约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疗无望，而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国事日非。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随时面临保不住职务的危险，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较靠后，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内的医生、护士全部退到病房外。这是他住院期间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邓颖超和高振普之后，周恩来要高振普拿来纸笔，让他写东西。高振普帮助他做好一切，并帮他坐稳后，也转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来阻止了。事实上，周恩来当时长坐已很困难，必须有人扶着他。这时，周恩来用左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用右手颤抖着写字。邓颖超见状，便对他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这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举荐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将邓小平安排到这种位置上，显然是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这种安排却急坏了“四人帮”。

　　“四人帮”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们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计要将邓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从恨铁不成钢到直接的不满意，所以尽管“四人帮”对邓小平一再告状，他都置之不理，并且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结成“四人帮”。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1975年11月，江青又串通毛远新（毛泽东侄儿，时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整顿”的结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毛泽东曾对身边人员说过：“我毛泽东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打倒了蒋介石；第二，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对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晚年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来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于是，毛泽东利用和邓小平一起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趁我还健在，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作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孰料，邓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作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1997年10月，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我拜会了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他告诉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305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北海湖畔祭老舍

　　周恩来就治的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在北海公园的西侧，与中南海西花厅仅一街之隔。“文革”期间，北海公园已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而关闭。这倒给病中的周恩来平添了几分方便：院方在周恩来病房东侧开了一个便门，有时周恩来便在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北海公园散步。

　　有一次，周恩来一行散步到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特意请来仿膳饭庄的工作人员给他做了两道素淡的菜，一边品尝一边观赏。当周恩来看到“仿膳”牌匾下边的题签已被人挖掉时，脸色骤然严肃起来，问身旁一位服务员：“你知道你们这‘仿膳’两个字是谁写的吗？”由于“文革”期间，仿膳饭庄已被迫停业，人们对被造反派“除四旧”除掉的东西还多少有点敏感，所以服务员欲言又止。周恩来没等服务员回答，接着又说：“你们还是应该把老舍的名字补上去嘛！”

　　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是个老字号的饭店。新中国成立后，仿膳饭庄的领导想请一位名人为饭庄题写个店名，他们首先想到了郭沫若。可郭沫若收到他们请求题字的信后认为，自己的字太草，写出来不一定好看，一般群众又不认识，因此建议他们请字写得比较规矩工整的老舍先生题写。老舍二话没说，就给饭庄写了“仿膳”两个大字。店方将其制成一块牌匾，高高地悬挂起来，给饭庄平添了几分高雅和壮观。“文革”风起之后，造反成了时尚，破“四旧”成风，被诬为“美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老舍自然不能留名在人世间了，所以，“仿膳”牌匾下的署名“老舍”两字就被强行挖掉了。

　　周恩来和老舍有着极其深厚的友谊。他俩从抗战期间相识，然后相交、相知，情谊与日俱增。然而，在那场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投进北京太平湖自杀身亡。周恩来得到此噩耗后曾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周恩来见到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王昆仑是当时北京市唯一未被“罢官”、“夺权”的副市长，是老舍被迫害、挨打的见证人。周恩来就向王昆仑打听老舍的情况，之后又约其到西花厅详谈，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但在那个非常时期，周恩来也只能忍住悲痛和愤怒，无法直抒胸臆，公开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发了话，仿膳饭庄还是很快在“仿膳”牌匾上补上了“老舍”两字的题签。

　　1975年8月24日，是老舍罹难的九周年。残阳夕照，周恩来又一次在医护人员和身边人员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园。走着走着，周恩来突然停下了脚步，硬生生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静静的湖水出神。几分钟过后，他突然转过身，问身边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对方一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摇了摇头。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听人说过，很不详细……”

　　“我知道。”周恩来语气沉稳而又坚定，“让我详细地讲给你听。”之后，周恩来一边望着湖中的粼粼碧波，一边心情沉重地讲述着。

　　1997年10月，笔者在北京采访老舍夫人胡青时，胡老提起周恩来在北海湖畔的事说：“那是总理在跟舍予作最后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别往脸上打叉叉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的“谋划”，由乔冠华出面，请求总理与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来住院已经一年多了，人们见到的总理瘦了、老了，脸上的老人斑多了。自从周恩来住院后，就很难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乔冠华向周恩来提出和大家合个影的要求后，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李先念和乔冠华很快站到会客室的中间。不久，周恩来在值班护士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随行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在场的工作人员，个个像孩子似的围拢过来，在周恩来的身边站成两排，做好拍照的准备。就在摄影师杜修贤将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让人心颤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周恩来这么一说，本来十分喜悦的场面顿时冷却下来，在场的人们心头个个像坠上了铅块一样。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凡是被“四人帮”、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们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现他们名字的时候再加上个红笔叉叉，如果有他们的照片出现（一般是从相关人家中抄出的旧照片或旧的报刊上登载的），则马上在他们认为是“叛徒”、“特务”、“黑帮”、“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人的脸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岁月里，周恩来处境维艰：先是要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来诬陷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和“工贼”的三顶大帽子也要周恩来明确表态。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她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里写道，对关于刘少奇的处理，周恩来如果不同意，那么他在24小时之内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来思考了一个多星期，只好忍而求其次。但是，这并不反映周恩来恋职恋权，而是周恩来清楚明白自己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个公开的、不同于毛泽东的声音，那么他自己不仅面临被打倒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全党、全军甚至于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分裂的危险，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事实上，“文革”风起云涌之后，周恩来一直被林彪和“四人帮”视为心腹大患，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早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出于对国家法制的维护和对老干部的保护，不准造反派们揪斗刘少奇，不同意他们打倒贺龙、陈毅，多次被中央文革的人扣上“党内最大的保皇派”等大帽子。甚至周恩来在台上讲不准贴“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时，造反派竟明目张胆地从台下递上“总理，你的讲话为什么和中央文革的不一样？”这样当场责问的条子。

　　为保陈毅不被批斗，周恩来被造反派使用车轮战法，先后被无理纠缠达18个小时，导致心脏病发作。可是当他听说造反派还要揪斗陈毅时，愤怒地转身讲道：“如果你们要批斗陈毅，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林彪、江青一伙还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对付周恩来：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胞弟周恩寿先后诬陷进狱中，甚至迫害致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江青迫害自杀；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因“得罪”江青被迫隐姓埋名；连关心周恩来多一点的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也被江青故意制造事端赶出北京。后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又从故纸堆里翻出1931年国民党造谣生事登出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名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启事》，呈报江青。江青如获至宝，批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图将周恩来诬为叛徒而后打倒。因为这是当时临时党中央和江西苏区都知道的事，所以毛泽东、陈云等同志都讲话予以澄清，才没让江青一伙的阴谋得逞。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又打开了大门，中国顺利地重返联合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周恩来在国内、国际的地位迅速上升，从而更加成了“四人帮”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再吹阴风、告黑状，没茬找茬，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终于，在基辛格二次访华时，“四人帮”说周恩来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从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并以“153号外交部简报事件”为名，下令批判周恩来。

　　江青一伙在“批周”会上大肆攻击，散会后喝香槟、葡萄酒庆贺，还肆意罗织其他罪名，妄图把周恩来作为我们党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打倒。幸亏毛泽东洞察秋毫，这才击碎了“四人帮”要打倒周恩来的黄粱美梦。但江青一伙“批周”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诸如“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宋江的投降”、“评法批儒”运动中批“现代的大儒”等等。这里的“周公”、“投降派”、“现代的大儒”等都是或明或暗地直指周恩来。